母亲在狱中度过了数年，受尽了残酷的迫害，有时几天几夜不让入睡，母亲不仅身体坏了，神经也受到很大刺激，身心上的病态至今也常常显露出来。母亲出狱后问题并没有解决，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父母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也还不能团圆。而在这几年前母亲在狱中时，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军人闯入了父亲的生活，这在文革中也许并不鲜见，文革结束时这类故事还是个热门话题。但真正轮到某一个家庭时，确实是很痛苦的事。父亲有地位，人高马大，很有军人的英武气质，难免有些女性会对他有好感。出狱后获得自由的母亲很生气，这更加剧了他们感情上的裂痕，如果母亲理智些，可以用妥善的方式解决，但在狱中受到强烈刺激的她已不懂得什么克制了，她向有关部门写信揭发父亲，而且不止一个部门，这使他们的关系雪上加霜。

　　文革结束，他们的感情在也无法弥合，婚姻也无可奈何地结束了。

　　他们在晚年离异，后来几乎不再来往，只是1995年父亲去世，母亲怀着复杂的感情赶到八宝山与他的遗体告别，见到叱咤风云的父亲僵硬地躺在那里，回首曾经与父亲度过的艰难与幸福的岁月，不禁泪如雨下，多少年的恩怨在此刻突然消逝了。人走上黄泉路，生者对死者也格外宽容。

　　父亲去世前几年，风烛残年的父亲得知当年策划这一迫害事件的老同志不久于人世，去医院探望了他，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位老同志对自己的行为造成陈家妻离子散表示歉意：“我对不起你！”父亲说，咱们都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不要再想不愉快的事了。这位老同志流下了泪水。

　　我因炮轰中央文革，被父亲送入监狱，毛主席表扬父亲“大义灭亲”

　　父亲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革命高于一切，然而时代的进程又对革命有了全新的解释。父亲至死仍认为只有毛主席的学说才是最正统的革命思想。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思想，他可以赴汤蹈火，可以大义灭亲。对母亲的“反革命”罪行，他大义灭亲，对子女他同样大义灭亲。

　　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海军司令部大院门口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打倒首都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标语。后来有人说我们那时就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我并不这样看，我们只是眼见父辈一夜之间就要成为敌人而忧心如焚。真正应该同情的是仅仅因为出身被侮辱为“狗崽子”的青少年，是那些像动物一样被红卫兵推来搡去、剃头殴打的所谓“黑七类”，是那些一夜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就被赶到乡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资”，是那些被打死或自杀横尸街头的冤魂。他们受的迫害与屈辱才是最深重的。

　　因为贴大字报，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知道我父亲是仍然在台上的上将，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暗示我可以释放了。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压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并问父亲：“让他回家吧。”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秉公处理，移交公安部。”一心忠于毛主席的父亲认为必须对我进一步审查，把我送回公安部，我又被关了40多天，多次受到审问，只是没挨打。毛主席知道此事后，表扬了父亲，还写下“大义灭亲，立场很好”的批示，这是父亲感到骄傲的事。

　　记得我从公安部被放出回家那一天，父亲既是责备也有些欣喜地说：“小人康，你不得了啊！毛主席都知道你了，还为你的事做了批示。”1968年，江青有个“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单行本就印了几千万册，其中有一段她问父亲：“陈士榘，你把儿子管起来没有？”父亲回答管起来了。这在一段时间内使我成为“反面明星”。但我在不到17岁时，又当上那个时代年轻人最梦寐以求的解放军，70年代被送到南开大学读书，这终归还是父亲的面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