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林彪找父亲单独谈话，父亲很快向毛泽东和老帅汇报

    父亲与任何首长都没有较深的关系，他就崇拜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就跟着对，毛泽东错他就跟着错。

　　文革中林彪曾单独找过他，同他谈三北国防工程建设的问题，谈过后又叮嘱他：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就不要对其它领导谈了。父亲一想，毛主席是军委主席，怎么能不让主席知道，他通过总参向主席反映了此事，还向三位老帅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做了汇报。父亲所以不犯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就是他认准了只听毛主席的。

　　父亲后来也对我说，林彪其实是个非常出色的军事家，如果不是文革中他积极参与打倒很多人，不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膨胀了野心，他怎么也是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大功的人。父亲还透露，林彪并非一贯整人，早在1964年，我的大哥因为自小向往伏龙芝军事学院，幻想到苏联留学，并且独自一人来到满洲里，后被拘留。事情闹到总参，当时总参领导想查出哥哥是为父亲出逃苏联打前站，这当然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推测，况且父亲也不可能这样背叛他心中的神灵毛泽东，可见文革前的株连制度和“阶级斗争”已经很激烈了。事情上报到中央军委，林彪作为主持工作的副主席，没有忙于下结论而是做了调查，最后做了对父亲“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信任，狠狠地使用”的批示，也算没有让父亲蒙受冤屈。即使有这样的感恩之情，父亲还是与林彪保持着距离。

　　但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要批判的人，他也一定服从，从历史到现在，他都不得不批判，为此他也无可避免地犯了政治错误。1977年他受过审查，虽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却也毕竟不同于自始至终身受文革残酷迫害的老革命。其实，按照党内老干部的思想状况，几乎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胡耀邦同志曾经实事求是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投了刘少奇的反对票的，这样豁达地审视自己的老干部并不多。我们现在回忆起那段历史，也难免有宿命论的想法。一个无需回避的事实是，谁一开始被打倒就因祸得福了，而文革中不倒，文革结束都会犯政治错误。父亲的政治“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

　　坚决不做千古罪人

　　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军队院校带头冲击军事机关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一些人收缴单位印章进行夺权。父亲对他们说，党委绝对不能承认这种夺权，部队不同于地方，有很多战略机密，如果流传出去，你们负得了责任吗？后来他们便交出了印章。

　　父亲和一些工程兵的领导也曾经被关在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一时间与外界失去联系。后来，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造反派居然说：“陈士榘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有什么事情和我说。”总理办公室当然拒绝了这种狂妄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复杂的一场民族大动乱，说它乱，它又是在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进行的，而运动又非常无序。1968年，江青一句“文攻武卫”搅得天下大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派部队维持。父亲领导的工程兵也接到命令，以“三支两军”的名义参加制止武斗的行为。

　　父亲预感到双方都有枪，弄不好就是一场战争，而且人民军队向老百姓开枪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于是，他反复提醒各级领导要严格执行政策，绝对禁止感情冲动，开枪动武。果然，有一天机要部门送来一份工程兵驻渝部队领导同志发来的急电，电报说，一个群众组织开枪打死工程兵制止武斗的一名干部和一名战士，整个部队义愤填膺，一些部队的领导和战士想开枪还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