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秘书回忆说：父亲得知部队要开枪还击，非常焦虑，他立即找来“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由父亲口述起草了给驻渝部队领导人的电报，以特急形式发出，要求他严格掌握好部队，绝对不准向群众开枪。

　　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三支两军”部队归所在军区指挥。父亲不放心，又给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同志打电话，讲了他的意见，强调不能向群众开枪，不然会铸成大错。

　　当然，工程兵司令部机关也有人对父亲的做法有意见，认为部队不能忍让过分，要对隐藏在群众中的阶级敌人开枪还击。父亲不让步，说：“要坚决执行总理最近的指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不能做千古罪人！”

　　我感到父亲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犯最不该犯的错误，作为子女，我为此感到特别欣慰。

　　“李德其实不是草包”

　　父亲退下后，有时间思考一些问题，并从大局出发对待历史。

　　90年代初，父亲已经离休，闲来无事，同时感到来日不多，陷入了对历史的回忆与反思之中。比如，他谈到刚上井冈山，当地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率自己的部队参加革命，使红军的危机得以缓解并立足，可是后来被无端怀疑甚至把人家杀害了，这说明“左”的一套东西在红军成立之初就已初现端倪。

　　有一次我们一起看电视剧，出现了为时不长的李德的形象，父亲摇摇头说：“一点都不像。”父亲说：“李德其实不是草包。李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见军事资历并不浅。1933年10月初，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名义，李德通过种种险阻，几经辗转，踏上中央苏区这片土地。他满怀报负和理想，他在德国的革命和斗争以坐牢而告终，他想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父亲回忆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纠集了100万军队和200架飞机，声势非常浩大，遗憾的是，李德的正面抗击与“短促出击”，却让来势汹汹的敌人长驱直入。

　　父亲着重说：李德的错误是不了解情况，又受王明、博古的影响，做了错误的决策，而王明、博古则是把平日的积怨带到工作中来，为了显示自己的领导才能，险些彻底葬送了中国革命。父亲说，后来，到了红军大学的李德已经全没有当年的狂妄，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讲课中他举了好多红军作战的成功例子，以这些战例作为教学的参考。比如，他举了我父亲指挥的长征中的垭口战役。

　　父亲说，李德不像王明，王明是明明错了死不认帐，李德在总结自己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时坦荡地说：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他们在本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我没有根据中国的地理形势、中国人特有的作战传统进行指挥。知错必改，善莫大焉！

　　从李德这件事情上，我也感到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不够厚道，把李德说成好像是故意破坏中国革命的敌人。其实，李德不远万里来中国，还是想把战役打好的，而且为此殚精竭虑，其历史地位不应该一无是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