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感言：徐足之

　　新闻界前辈有言：新闻工作者是当代的历史家。古代历史由御史官垄断，官方著史视为正统，民间记述贬为野史。当今，记者而能“作史”，乃拜民主进步所赐。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何止千万，上千万人记下的历史，那一定是人民的历史。毛主席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我以为，只有在社会进步、科学发达、民主勃兴的时代，历史才能由人民记录。新闻工作，不仅光荣，而且任重。今天的历史，已不只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军事的“国事记载”，也是普通百姓昼作夜息、喜怒哀乐的“家事记录”。新闻产品，报纸，电视，杂志，广播，已成大千广众须臾不能离身的伴侣。上个世纪以来，政商舞台，英雄辈出；体坛艺海，星光灿烂。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奠定独立建国基础，经邓小平时代实现国富民强，到江泽民时代终以大国称誉于世界。为这样的人民，为这样的时代，记录国史家事，荣过于帝国史臣，而责任重于泰山！（２００１－１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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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专稿的六年

追求专稿的“立意”

　　1989年8月，我如愿来到中国新闻社并分配在专稿部。是年9月至次年6月，我在上海“下基层”，是以专稿记者身份见习于中新社上海分社。就在那里，我养成了一个写专稿的习惯：没有立意，就想不出标题，没有标题，就出不了导语，没有导语，就不知下文之如何发展。

　　在上海分社所在的第20层高楼上，我确实写了几篇立意“颇高”的专稿，香港报刊的采用也多赐以显要位置。那些立意都在题目上有展现：《上海赴澳学生诉不平》、《朱镕基起用学生反腐败 上海大学生参加肃贪 用专业知识打大老虎》、《上海用心理战反腐败 1500人投案自首》、《朱镕基带头唱廉政歌 沪整治党风有待考验》、《让卖淫女重出生天》。

　　立意反映记者的独特视角，其所给受众的感应有时是“惊叹不已的”。1993年12月，“邓选三卷”出版发行，这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要就此事向境外读者写一篇他们感兴趣的报道，显然“专稿手法”最能派上用场，只是要费思量的。我很幸运，找到一个被当时我的上司称之为“奇特的角度”。我的立意是：“邓小平与毛泽东赛魅力”。这篇只有900字的专稿，在香港一家有影响的大报见报后，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还引起了该报主笔的兴趣，次日，这家大报以《邓小平与毛泽东谁更有魅力？》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论。

　　写专稿，就是做一篇有新闻性的文章。古人强调“为文先有意”，我以为做专稿也一样。苏东坡关于“意”的一番设喻，真可以解释专稿立意的重要。

　　宋朝时，浙江人葛延之千里迢迢走到海南岛，向被贬谪到那里的大文豪苏东坡求教为文之道。东坡指着门外说，“儋州是个小城，虽然只有几百户人家，但人们日常所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市场上得到。当然啦，并不是白白地就能得到的，必须用一个东西才能换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钱。”

　　望着葛延之大惑不解的样子，苏东坡话锋一转 ，说：“做文章正像买东西一样！所谓用来买东西的那些玩意儿，就是意。天下的事物那么多，材料和知识散布在《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笔记小说和史书之中，你不可能任意使用。必须先得到一个东西才能把它们摄取过来，然后才能为你所用。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意啊！得不到钱不能购买物品，得不到意就无法运用知识典故。”

　　在普通文章中，高妙的立意是感染读者的精神动力；在专稿报道中，奇特的立意是征服受众的噱头武器。专稿的“意”，也可视为串连新闻事实的“逻辑线”。这根“线”的色泽越亮丽，文章就越有深度，可读性就强，读者印象也就越深刻。所用事例、数字、情况即便枯燥些，但只要有这样的一根好线贯穿之，读者也会乐意看下去。

　　作为新闻传播者，所见，所闻，事实，数字，观点，说明，政策等，无不时时散布身周；执笔时，这些东西皆列于案头；构思时，它们也尽在脑海之中。而要使其成为一篇专稿，要有个东西串连之，这就是专稿的“意”。意有个性，有高低之分。同样一次采访，握有相同的材料，不同的人可写出风格不同的作品。同一个人也可针对不同的需求，用不同的“角度”（意）串成意境完全不同的专稿文章。


我惯用的五种立意

　　专稿的立意有多种方法，我用过至少五种方法，这些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它们是成功的。

　　第一种：从“现象”的视角立意。境外报刊的版面都很珍贵，一人一事的写法，人家刊用起来觉得不经济。我的办法是，从“现象”角度立意，帮助人家报刊提炼新闻。我在做司法报道记者时，想写北京一位很有名气的律师，但想来想去，总觉不好下笔，谁愿给1000字的版面报道一名在北京有些名气的律师呢？经过一番“立意改革”后，我把3个有些名气的律师放在一块儿写，文字更压缩成七八百字，立意叫“北京出现名牌律师”，港报采用后，即被《光明日报》转载。后来，我又写了《私营企业一枝独秀 北京出现“阿静”现象》、《大陆默认回扣现象》、《北京高校“围城”现象》、《北京人信奉中医》。“现象”反映事物普遍性，有新闻深度；“现象”有趣味，增强新闻可读性。

　　第二种：从“智谋”的角度立意。用谋斗智，人之所好。探求报道主体中的智和谋，能增强新闻的感染力。许多的新闻主体（人和事），用平常眼光看来，毫不令人惊奇，如此写出来的报道必然是“貌不惊人”。我曾采访到这样的人和事：北京一位普通市民状告某区工商局长，终于胜诉；北京律师在清理三角债的司法活动中做出了成绩。这两个报道事件，即使向国内报刊写，也不简单。而要写给境外读者看，下笔更难。无疑，这是两条“貌不惊人”的新闻。我逼着自己改变视角：我发现，这两条新闻的“主人公”在成功的路上，都留下了智慧的脚印。

　　第三种：从“家庭”的角度立意。这里说的不是写纯粹家庭问题，而是从家庭视角立意，反映社会变革。家庭为人生社会之缩影、归宿，从此入角看问题、察现象，容易诱发读者的兴趣。邓小平1992年春的“南巡讲话”，可以说给全国上了一堂“观念变革课”，也给全国的改革行动安上了驱动器。那时，我看到的北京人的变化十分明显。其时，境外报刊也迫切需要反映“邓南巡”推动中国社会变化的报道。我在1个月内，先后给香港一家报纸采写或编写了3篇专稿：《北京家庭“一家两制”》、《北京涌现不上班族》、《整天守住老婆没出息 北京男人晚上不在家》。都从“家庭”入角，反映人们观念变化，报道一下地人受“邓南巡”影响纷纷“下海”或晚上从事第二职业。这几篇小专稿都得到这家报纸的欣赏。

　　第四种：从“对比”的角度立意。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对比之下出新闻。尤其在“消息”或其它特写报道中，纵比，横比，上下比，内外比，可谓比比皆新闻。然而，专稿却不能这样比法。专稿的对比手法落实在“意”的对比，它不是通过新闻事实“比”出意义，而是通过意义“比”出新闻。我做过两篇专稿，一篇比出政治意义，一篇比出高尚行为。前文提到的《邓小平与毛泽东比魅力》，是两位伟大政治家间的政治魅力对比。1990年10月，我写过《端木正自比沈钧儒》，写的是端木正由民盟广东省主委、中山大学教授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是两位参政的民主党人士间的报国抱负之对比。港报刊用时，将文章题目改为《端木正履新谈抱负》。

　　第五种：从“史传”角度立意。史传，是司马迁首创的纪史体例。司马迁的《史记》以帝王、诸侯、将相的传记写出历史，而成“一家之言”。后世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所谓绝唱者，妙不可言也；所谓妙者，可读性强也。新闻记者是当代的“历史学家”。我所做的专稿，当然不是传记，而以人们普遍仰慕的政治领袖作为我的几乎所有时政专稿的“主人公”，让他们成为文中明的“红线”，来串连事实，来“序列”新闻要素。这种立意，未有不成功者。6年来，我写过这种立意的专稿总量不下20万字。


遵奉“超本职能力原则”

　　专稿作为新闻报道的一个特殊品种，它的立意当然不能太过随便。它既要符合国家政策和观念，又要被“异域”的境外报刊采用，以达到宣传或传播信息的效用，这就要求我们写的专稿“两边都讨好”。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张伟超同志将专稿写作比做外交工作，我以为十分贴切。他在今年8月7日中新社专稿工作座谈会上说，“要善于根据我们的原则用自己的语言，用人家容易接受的方式表达，影响他们，让他们接受我们的观点”。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要写出这样水平的专稿，我行吗？”这是只有专稿作者自己才能回答的问题。我的回答是：遵奉“超本职能力原则”，通过“学习，学习，再学习”，使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思想境界跟上或超过所述所评者的“主人公”，“虽不能至，心向往焉”。

　　“超本职能力原则”是什么呢？

　　《解放军报》曾刊过一篇文章，谈“指挥员修养三则”。大意是：第一，“熟悉一切”，如钱学森言，未来将帅应有博士学位。第二，“超脱细节”，从特别角度和层次“审视”和“浓缩”知识。第三，“不陷模式”，在“相似块”里寻找“相似剩余块”。其中，在“熟悉一切”这则修养里，作者提出“超本职能力原则”，这是美国军官训练所一贯坚持的原则；一个排长应懂得一些营长乃至旅长团长才直接需要的知识，会成为“聪明”的排长。依此类推。

　　三国时，诸葛亮出茅庐前，为一介隐士，却知道超出他该知道的天下大势，虽豪强如彭绍、曹操所不及也；虽智大如曹营帐下陈昱、荀攸亦不及也。诸葛亮正因有此超本职能力，才在刘备迫切需要时，做出了那篇名垂千古的“政论文章”：从“析天下大势”归结论为“可三分鼎立”，为刘备建立蜀汉指明了方向。

　　目前，专稿部有一个高度共识：专稿记者理应是专家。此识与上述议论相同。

　　为时政专稿者，当知天下大势，还须知当今政治家的心思；为外交专稿者，其智其识其辨之能力力求不在外交部长之下；为农村问题专稿者，须知国家农业主管者之所知，须想农业部长之所想；为宗教问题专稿者，应知庙堂高僧的玄虚，应有政府宗教事务主管的政策水平，当然还要了解“芸芸教众”的概貌。如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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