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我在缅甸的日子，有的时候感觉它很遥远，有的时候又仿佛它就在昨天，我觉得那是一段闪亮的日子。
    
    华文教师点亮我爱国思想
    
    我家住在缅甸仰光，兄弟姐妹有10人，我排行第5。我父亲是从事粮食生意的米商，那时家境还不错，日本占领缅甸后，全家只好弃家远行到缅甸三焦地区的一个农村去住，生活虽清贫，但还安宁。父亲是很传统的中国人，他担心在这偏远山区我们这些子女受不到教育，尤其是中文教育，于是就与一起逃难的华人共同聘请了一位华文教师。后来才知道，这位教师是从国内来的，他不但教我们华文，而且告诉了我们中国很多很多的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祖国是中国。
    
    如果不是家父的阻拦，我本应在1949年就可以回国的，那年我正好14岁，而且回国的机票都买了，并且还有一位侨报社记者带我回国。那时我正好在南洋中学读书，住在南洋中学校长徐曰宗的家里。当时是我的老师通过熟人介绍寄宿在他家里，我白天上学，夜里为校长夫妇带孩子。校长夫妇是当时缅甸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几乎每天都深夜才回。我喜爱这对和蔼的夫妇，从他们那儿我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在他们的影响下，祖国在我的心中成为一种崇高，成为一种神圣。
    
    也许校长夫妇看出我回国的渴望，有一天问我，想不想回国，我几乎不加思索地表示愿意回国，之后他们为我办好了所有手续，可就在启程的时候，父亲出现了。在父亲眼里，14岁的我还是个孩子，何况还是一个女孩子。事后我没有责怪家父，我清楚地知道，父亲在我们10个孩子中对我的关爱有别于其他兄弟姐妹，这也许是因为我爱读书，懂道理。校长夫妇也安慰我说，回国是读书，在缅甸也是读书。
    
    就这样我第一次回国没有成行，但并不惋惜，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结识了许多能共命运的同学、同事、朋友，也寻觅到终生的伴侣。也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像前辈们一样为理想去奋斗，投身于缅甸华文教育事业，那是我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投身华文教育事业
    
    回家后，我在缅南瓦溪码的“公育学校”读书。初中毕业想与同学一起到首都仰光读高中，那时家里非常拮据，家父只能给我30元作盘缠。第二天我什么都没带，穿着一双木拖鞋到了仰光。刚开始，我吃住都在同学家里，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之后同学们每月都为我募捐，我高中大部分学费就是这样得来的。同学的情意温暖着我，我努力读书回报他们，如今想起暖意依旧涌上心头。
    
    我还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情。祖国的每一条消息都令我振奋，祖国传来的每一首歌曲都让我百唱不厌，那时大家都恨不得投入祖国怀抱，融入祖国的事业。高中毕业后，我参加工作，在工作中得到了真挚的爱情，丈夫陈天祝不仅是我的爱人，也是我的同学，我的同事，他给我的生命增添了许多瑰丽的色彩。在以后艰苦的日子里，有他在身边，我没有丝毫的畏惧，有他与我牵手，我没有任何的寂寞。
    
    还记得，我和丈夫陈天祝一同到仰光的一所小学任教，他是校长，我是教导主任，再加上3位教师，我们5个人要给150名学生上课。那时也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干劲，从来不知道疲倦。让我兴奋的是，我从事的职业是令人羡慕的教师工作，我能像前辈们那样把爱国的理念传播给我们的后代。
    
    悲情离别
    
    正当我们的事业如日中天，蒸蒸日上时，缅甸政局发生变化，我和丈夫含辛茹苦培育的华文小学，被政府收为“国有”，那时学校已有400多名学生，14名教师，有校车，公共食堂，教学楼也刚扩建不久。
    
    在交出学校的那天，我和丈夫没有哭，但我第一次在心中流泪。我要自己坚强，因为华文教育还没有走到尽头，政府尚允许办人数不超过20人的华文“补习班”，但不得占用教学的正规课时。我们只能利用早中晚的时间，为学生补习华文，为此我和丈夫起早摸黑奔波在仰光四周的华文补习班之间。
    
    1967年6月27日，全缅甸的华文教育走到了尽头，华人从此没有了自己的学校，华文教育在缅甸划上了句号。我们一家七口人乘上飞往中国的飞机，到达昆明市。这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缅甸，那里曾经有我闪亮的日子。
    
    （来源：福建侨报。林抱治，女，现年70岁，离休前任职于福建省武夷华侨农场。）

    

1957年林抱治与陈天柱在缅甸仰光定婚时的留影
    

在缅甸渺鸣中华中学教师小乐队奏乐的林抱治（后排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