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在襁褓中，1927年母亲就抱着我，牵着哥哥到了马来亚的诗巫，找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一名医生，早年跟随著名华侨领袖黄乃裳到马来亚当垦民。当时黄乃裳与马来亚沙捞越王二世查理斯·布律克爵士签订垦约，以“港主”身份承包诗巫土地垦殖权20年，并在福建的闽清、古田、闽侯等县前后招垦农3批1600人左右，我父亲是作为垦荒队的队医，来到这荒无人烟的热带雨林中。
    
    福州先民开垦南洋
    
    在我刚懂事时，我家还住在垦区里。当时我家的房屋十分简陋，屋顶是用当地的一种名叫亚鞳的植物叶编织的，四面的墙壁也是用树枝和树叶编织；房屋采用高架的办法，高出土地一段距离，这样可以减少地面的湿气侵入，屋里的地面是用树枝铺成，选用的树枝尽管很“直”，但树枝之间的间隙还是很大，透过间隙可以清楚地看到屋脚下的土地；简陋的房屋里连一张床都没有，全家人要睡觉时，就用亚鞳编的草席铺在树枝铺成的地上，那时没有蚊帐，醒的时候，用蒲扇驱蚊，睡着时，只能任凭蚊虫叮咬。
    
    父亲的收入仅是靠给垦民看病得来，而有些时候，来看病的垦民身无分文，父亲于心不忍向他们要看病钱，而是尽心尽力为他们看病给药，长此以往，我们的家境十分窘迫。
    
    对于垦民来讲，威胁最大的是各种流行疾病。由于垦区地处热带雨林，四处弥漫着至病的瘴气，各种有毒蚊虫也无时无刻袭击着垦民；垦民们饮用的水是流经垦区的拉让河的河水，由于河岸上有着很多腐烂的树叶，每天都有的雨水把腐烂的液汁不断冲入河中，河水也因此浑浊不清，然而垦民们没有别的清洁水可饮用，只能饮用这种受到病毒污染的水，体质弱的人常因饮用此水而腹泻不止；垦区里经常发生霍乱、疟疾，使人恐怖万分，这些疾病一旦发生，倒下的垦民都是一大片，一大群。母亲常告诉我们：“能活着，就比别人幸运。”
    
    垦区里的许多垦民是因疾病而死去，有时候，得病的垦民连一句话都来不及留下，便命丧黄泉；有的人刚为同胞埋葬，隔日自己却让别人埋葬了。在离垦区不远的小山坡是一个临时的墓地，那些回不了家的福州人都集中埋葬在那里，每当流行病发生，墓地就会迅速扩大，新坟堆上的新土显得黝黑，而旧坟堆的土堆被雨水冲刷得低矮，如果不是那些插在上面的墓碑的话，根本看不出那是一座坟堆。起伏的坟堆一直向远处延伸，很多的坟堆的墓碑是用木板制作的，有的简易，有的粗糙，墓碑上简单地写着被埋葬的人的名字，稍微详细的墓碑写出了死者的祖籍地，以及出生日期。然而更早被埋葬的人，连这小小的木板做的墓碑都没有，他们的墓碑只是一根木棍，后来我才知道，最早到来的垦荒者，因没有锯木设备，所以锯成板的木材十分稀少，因此有的人只能将就用木棍做墓碑，这让我想起，我家的地板就是用树枝木棍铺成的，大概也是因为没有木板的原因。
    
    美丽的诗巫我的家
    
    在我5岁的那年，一场大火把垦区的大部分房屋烧毁，后来我全家就搬到新建的小城镇——诗巫。这是一座完全新建的城镇，小镇的建筑与家乡的福州的房屋很像，小镇上的大部分都是讲福州话的居民，穿着是中国式的服装，吃的是家乡的饭菜，如果不是热带的气候，以及周边的棕树蕉叶与福州有所不同，很多人还常常以为自己身在中国福州，因此来到这里的垦民都把这里亲切的称为“新福州”。我的新家是在诗巫的爱莲街上的连排屋中的一套，我们住在2层楼，父亲在楼下与一位牙科医生合用一间铺面，铺面的一半是父亲开内外科诊所，另一半是牙科医生开的牙科诊所。我很喜欢这个新家，这里不仅有砖墙，有瓦顶，有坚实的水泥地面的房屋，还有明亮的窗户，干净的饮用水，更有各种各样的商铺和让人眼花的商品。让全家人高兴的是，父亲自从在这里开诊所后，生意一天比一天好，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经常让他忙的团团转。
    
    也许是中国人的习惯，父亲在经济好转之后，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和哥哥去读书。当时诗巫刚刚创办了一所小学，是小镇教堂外国牧师太太主办的教会学校，名叫毓英女子小学，在当时，小镇没有相应的一所可供男生上学的学校，因此，我们只能将就地到女子学校读书，这让牧师太太很不高兴，她经常抱怨男生很调皮，会欺负女生，如果那个男生操行不好被她逮个正着，这个男生肯定会被她赶出校门，因此我在女子学校读书，总感到很紧张，深怕自己会被赶出校门，这很愧对父亲母亲。
    
    2年后，我和哥哥还是被女子学校赶出了校门，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越轨”的行为，而是牧师太太实在不能容忍女子学校一直有男生在里面寄读，使得她的学校名不副实。
    
    幸好那时在垦区里办了一所华文小学，小学的名字叫“光华小学”，招收的都是华人的子女，并且教课的老师多是从中国来的老师；也幸好是在这所华文小学里，我才在真正地知道我的祖国——中国。
    
    光华小学离家有10多公里的路途，我和哥哥只能寄宿在学校，每个星期回家一趟，来回都是乘坐行走在拉让河上的小轮船。在这所华人自己的学校，我没有那种在女子学校的拘谨，在课堂上，我更是喜欢来自中国老师所讲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那时，我才知道中国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国家，中国的历史里有说不完的故事，讲不完的英雄。特别是在上地理课时，那些老师在讲到中国的河山正在被日本人侵占，自己的同胞被奴役、被杀害时，老师的眼睛里包含热泪，话语激动而颤抖，所有的同学都被老师的讲话所感动。
    
    在师生及父母的激励下，我参加了上街卖爱国花活动，那时我和同学们一起背着装有女师生们做的小纸花的竹箩筐到街头上去卖，我们一边卖一边唱着“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爱国的花呀，这是救国的花呀……”。也许歌声感动了人们，他们纷纷都来买花，你一角我一元地把钱放进竹箩筐里，随后，我们就把这些钱交到了当地赈灾会，由他们转汇给新加坡南侨总会，最后送到了抗日的中国。
    
    国难当头民众团结
    
    1937年，我小学毕业后到了当地新开办不久的敦化中学读书，这时抗日的热潮席卷整个马来亚，我们所在的中学和其他几所中学组织了很多的抗日宣传活动，成为了诗巫的抗日宣传“主力军”。就在这时，从国内来宣传抗日的的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演出，他们途径这里时，教会了我们所有的抗日歌曲，教会了我们演街头活报剧，还教会了我们许多的抗日朗诵词。通过国内宣传队的“传经送宝”，我们的宣传水平又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很多地方都欢迎我们到他们那儿去演出，而我们能演出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乡村，在垦区、在胶园。
    
    天黑后，乡村学校的操场上汽灯非常的明亮，我们的演出开始了，男同学穿着是黄裤子，白衬衣，女同学穿着是白旗袍，大家排成整齐的队列，这时几百人的操场上鸦雀无声，仿佛在等待一个震撼人心的声音出现。歌声终于响起，《松花江上》、《大家起来抗战》、《动员》把台上台下的人带入了一种境界，激起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情绪，连我自己都会为我们的歌声所感动。
    
    演出后，民众纷纷来到台前募捐，他们用粗造的双手把自己那为数不多的血汗钱塞进的钱箱里，顿时我的眼泪流出了，眼前的这些人，他们漂泊异乡，有的死掉后，连一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但在祖国面前，他们又是这样的无私和慷慨……
    
    1946年，我回到了福建福州读书，并定居下来，到了1993年我才与老伴第一次回到马来西亚诗巫市探亲，然而诗巫这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城市却又让我感到陌生，那些低矮的小楼，木板的码头，街头的叫卖声都不见了，能寻找到他们的踪迹的是在民众会堂的迷你华族历史博物馆里，但留下的毕竟没有我心里保存的多。我也来到原先埋葬垦民的墓地，现在被叫着“新珠山墓园”的地方，我的父亲母亲最后也选择安葬在这里。此时的墓地今非昔比，没有阴森，也不再苍凉，已变得非常美丽，但思绪万千的我，不知要对安葬在地下的父母和那些千千万万的前辈们说些什么。
    
    只是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像发生在昨日。
    
    （来源：福建侨报。邱渊洲，男，现年80岁，离休前任职于福建省体育学校。）
    

 邱渊洲11岁时的小学毕业照。

  流经诗巫市的拉让河有着多少动人故事。

邱渊洲与抗日宣传队员们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