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辞世已有十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我的脑际淡去。相反，岁月越久远，形象越鲜明。我知道，那是父亲善良、勤劳、耿直，富有同情心、正义感的品质在我心中所造成的影响难以磨灭。父亲辛劳一生，没有留下多少财产，但却留给我们这些孩子一辈子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与贫困和战乱抗争
    
    父亲苏积芬，1908年出生于越南北方的一个小村落，是第二代侨生。父亲幼时家境十分贫困，共有8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六。祖父实在养不活这么多的孩子，只好把父亲送给他人。我的养祖父住在锦普市，家境也非常贫苦，可怜我的父亲小小年纪从一个穷窝到了另一个穷窝。父亲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每天天不亮就到处捡猪粪、拾煤块，稍大一点就到餐馆端盘子、当伙夫……幸运的是，养祖父还断断续续让他在当地华文学校读了两年书，就是这两年的中华文化熏陶，铺垫了父亲的人生道路。
    
    上世纪初，侵占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为了掠夺中国西南的资源，开拓越南至中国昆明的滇越铁路。许多生计无着的越南人和华侨，被征召到铁路上当苦工，父亲也去了。在中越边境老街的穷山恶水里，父亲与苦役、疟疾、腹水病拼搏了年许，最后病倒了，离开了工地。接着，父亲又在广宁一带给人家伐木，后来，又是几经辛劳，最后还是两手空空地回到了锦普。
    
    在苦难中，父亲成年了，有人家相中了他的聪慧、能干和善良，把女儿嫁给了他。我的母亲名叫颜储萍，没读过书，但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双灵巧的手。两个善良的人结合，生活尽管贫困，但毕竟有了一个温暖的家。父亲依然给人家打工，什么活都干，有时外出做工，两三个月不回家。母亲在家操劳家务，拉扯几个儿女，还帮人缝缝补补，补贴家用。我出生时，前面已有了3个姐姐，双亲当然十分疼爱我这个男孩，母亲更是呵护有加。但繁重的生活担子，使母亲在看护我时有严重的疏忽。记得我幼时十分好动，有一次我拽着两只小狗蹦蹦跳跳地跳进正在暗燃的稻壳火堆中，严重烧伤了一只脚，治疗了很久才痊愈。还有一次，母亲正在埋头切粉丝，我竟把一只脚伸进刀口，大拇趾挨了重重一刀，差点儿没切下来。这两次事件，都让母亲自责不已，觉得没尽到照看我的责任，让我受了伤。其实，生活所迫，母亲既要看护孩子，又不得不拼命地帮助父亲减轻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她是无需自责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法国人跑了，日本人来了，到处烧杀抢掠。我们开始逃难，但父亲依然要外出做工，母亲就带着我们东躲西藏，最后落脚在蒙良。有一天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道路传闻，日本人又来杀人放火，母亲带着我们从蒙良投奔在锦普的娘家。在乘过一段便车之后，我们不敢走大路，黑夜里，母亲带着我们穿越荒山野岭。路上，暴雨如注，母亲抱着4岁的我，带着3个姐姐，在风雨中跌跌撞撞地摸行，一直走到快要天亮，湿漉漉的我们才敲开了外婆的家门。
    
    此后，日本兵较少来锦普，我们的日子也平静了一些，父亲还为我们在锦普郊区找了新的住处安顿下来，以农为生，但日子依然十分艰难，一家人盼望着战乱结束，好日子早点来到。
    
    为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捐输
    
    日本人投降了，我们高兴劲还没过去，法国人又来了，越南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法斗争。在拉锯战中，出现了一些像我们村那样的中间地带，盗匪趁乱而起，为害乡间，我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了，那时经常闹饥荒、饿肚子。好在这时，父亲在一家林场找到一份事做，这份工作使他认识了一些头面人物。
    
    这时，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游击队十分活跃，战斗时常在我们身边发生。富有正义感的父亲义无反顾地支持游击队。他经常利用认识头面人物的关系，帮游击队办通行证、身份证，还不顾依然清寒的家境，节省出钱，购买粮食、药品送给游击队。
    
    越南人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法国殖民者的镇压也越来越残酷。法军经常下乡扫荡围剿游击队，他们不分游击队和乡民，见到跑动的人就开枪扫射，土匪也四出抢掠，我们一家人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有天夜里，法军又出动围剿游击队，我们一家躲进丛林，但襁褓中的小妹妹也许是受到了惊吓，放声啼哭，母亲怎么哄她也不停息，眼看情况越来越危急，不仅一家人生命难保，还要连累一起逃难的乡亲。母亲一狠心，掐紧小妹妹的咽喉。妹妹的哭声没了，身体也不再动弹了。直到法军远去，母亲才松开手，命大的妹妹慢慢又有了气息，活了过来。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时常有陌生的客人来家里，父母亲为他们煮饭、取药、装米，他们对我十分和蔼，有时会把几颗当时非常难得的糖果给了我。我知道，他们都是游击队员。一天，村边的一家房屋火光冲天，鸡飞狗叫，哭喊声乱成一片，法军又来扫荡了。倏那间，一群法军突然闯入我的家里，翻箱倒柜，到处搜索，几个白人，还有黑人雇佣兵，用枪托打了我父亲，父亲一声不吭，被推向一边。那时的我，用力紧紧抱住母亲的腿，母亲一直卫护着我们几个孩子。法军把家翻了个遍，还到院子用枪刺乱捅稻草堆，差点没点火烧房和那稻草堆。法国兵走后，父亲才说：“老天保佑，那里面藏着游击队的枪枝弹药，烧了就坏事了。”
    
    尽管兵荒马乱，但日子还要过下去。父亲借了点钱在城里开了一家杂货铺。慢慢地，家里的生活有了改善，物质生活丰富了许多，粮食、食糖、食盐、煤油等生活必需物质多了起来。而那时家里常常发生堆放的货物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被搬一空的事。记得有好几次，夜里我被犬吠声惊醒，见店里人影晃动，他们把货物从后门往店外搬，直往海边运。母亲对父亲把货物无偿地支持游击队没有一句怨言，一如既往地节衣缩食，支持父亲的行动。
    
    这段时间，斗争形势十分险恶，无孔不入的暗探随时都会引来法军巡逻队。我的父亲、母亲也受到恐吓，但是他们仍然用自己的身家生命来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奠边府战役爆发后，父亲更是全力按要求调运粮食、汽油等给游击队，而不顾自己有时还要负债经营。
    
    得到越南政府的表彰
    
    越南北方解放后，父亲得到了一面由范文同总理签署的越南政府表彰匾，表彰他对越南人民解放事业的贡献。上面写着：越南抗战有功家庭。在锦普，参加支持越南革命的越南人华侨很多，但总共只有3户人家得到表彰匾，其他两户是越南人。
    
    胡志明主席说过：“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父亲得的那块表彰匾，就是越中情谊深的见证。胡志明主席逝世后，不得人心的排华浊浪卷来，年事已高的双亲挥泪告别曾与之同生死共患难的锦普乡亲，弃家北上，投入祖国的怀抱。父亲、母亲分别于1988年、1993年终老于深圳，享年80岁和81岁。
    
    1998年，中越友谊迎来了新的春天。我携妻回到锦普，寻访双亲生活的遗迹，可世事沧桑，许多事物已不复存在，但父亲却还留在乡亲们的心中。当他们得知我的双亲已辞世后都极为悲痛，沉痛地缅怀父亲当年的勤奋、善良，有正义感，热心为他们解难抒困……斯人已去，情谊长存，中越人民的友谊是有着深厚渊源和基础的，是任何力量也不能破坏的。
    
    走在锦普的街道上，如烟的往事在脑际飘浮，双亲的音容笑貌在烟云中变得更为清晰，更加清晰了……纵然走到海角天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家。
    
    （来源：福建侨报。苏春霖，男，66岁，越南归侨，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侨务办公室。）
    

中年时期的苏春霖

         
    上世纪80年代初，苏春霖夫妇与双亲在福州有过短暂的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