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马来亚槟城市的华侨抗日救国会为了适应抗战新形势的发展，改称槟城华侨抗敌后援会。从此，槟城的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工、学、青、妇、商等各界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全市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总会，总会通过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并从执委会中选出小林、陈家光、李诚、陈文庆和我等5位常务委员，领导全市各界抗日救亡组织开展活动。
    
    1938年暑假，我与陈文庆（又名陈凌）等同学受槟城华侨学生抗敌后援会的委托，经槟城抗敌后援总会的同意，乘同学陈国隆的汽车由槟城南下，经怡保、吉隆城、马六甲、麻城、新山到新加坡，沿途串联各地的学生抗敌后援会，成立了全马来亚华侨学生抗敌后援会。
    
    在新加坡，适逢“七七”抗战周年，我们参加了陈嘉庚先生主持、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发动的万人纪念大会。会上，各界代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与会者无不群情激愤，受到极大鼓舞。大家表示坚决支援祖国军民抗战到底，直至最后胜利。这个具有感染力、号召力的大会，有力地促进了全马来亚抗日救亡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
    
    1938年8月，紧接着7月“豆潮”事件（为抵制奸商推销日本黄豆，槟城抗敌后援总会发动全市工、学、商，罢工、罢课、罢市3天），槟城抗总决定发动一次规模巨大的纪念“九·一八”宣传周活动，再次打击惩治少数顽固不化的大奸商。宣传周不久，我便被英帝国主义当局逮捕，并被指控为“危害治安”而判处一个月的徒刑，同时勒令我刑满后，在一个月之内自由出境。
    
    小时候我在泰国首都曼谷度过，11岁寄居槟城姑母家，过着半工半读的学生生活。在进步书刊、杂志的启迪和进步同学的影响下，我十五六岁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入狱后，母亲从曼谷赶来槟城，天天说服、动员我回泰国。我把回中国去延安的志向告诉她时，她啼哭不已。但我仍然毅然决然地返回祖国，奔赴延安。
    
    1939年元旦，我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开始了渡重洋、越山川，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征程。当驳船离开码头向轮船驶去时，母亲两目无神，呆呆地站在码头上，挥手落泪为我送别。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两眼模糊，想到这一别，不知哪年哪月才能相见，泪水夺眶而出。
    
    在船上，我见到了槟城组织的负责人阿宁和小林，以及20多位来送行的战友，大家依依话别，群情激动，同声高唱《告别南洋》和激昂的《毕业歌》。多年来同甘共苦的战斗生活，深厚的战斗情谊，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底。
    
    经过几天几夜的航行，途经新加坡、越南西贡抵香港。抵港后，我住在叶玉琛亲戚开的店里。叶玉琛是槟城抗敌后援会介绍我认识的，他也要和我一道去延安学习。
    
    几天以后，新华社驻港记者约见我说：现在国共关系紧张，国民党在西安办集中营，路不好走，延安不能去了。他建议我们到皖南新四军或东江抗日游击队去。一个星期后，这位记者又告诉我，经研究同意我去皖南新四军，从上海转去。
    
    春节后（约2月中旬左右）的一天，我们一行9人乘意大利皇后号邮轮抵达上海。由于事先有准备，所以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顺利通过了日本兵的岗哨。
    
    在办妥去皖南新四军军部的手续后，我、叶玉琛和同行的印尼青年学生陈东波、吴义琛又登上了开往温州的轮船。站在甲板上，凭栏凝视着在敌人铁蹄下的东方大都市上海，心情沉重，低声唱起一首新学会的悲壮歌曲：
    
    我们已开始流浪，
    离别了我们的故乡。
    故乡，故乡，
    不久前，我们的歌声，
    曾飘扬在黄浦江上。
    到如今，浩浩的江水，
    背负了无数的耻辱和创伤；
    妻和子、爹和娘、可爱的故乡，
    都隔在天的那一方。
    在这里，只剩下了一个破碎的心房
    和愤怒满腔！
    破碎的心房——
    我们要结成一座铁的墙！
    愤怒满腔——
    我们要汇成一曲
    洪亮的交响！
    我们要打回我们的故乡！
    
    我边唱着，边想到我的童年、家庭和亲爱的母亲；想到像蒋光赤所著的《少年飘泊者》的主人翁一样孤苦、凄凉的身世；想到已经光荣牺牲的战友们；想到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和中华民族……歌罢，我已是热泪盈眶。
    
    我们辗转青田、丽江、歙县等地，最终到达新四军云岭军部时已是3月初。找到日夜想念的人民军队——新四军，我们这4个海外赤子异常欢欣、异常激动！
    
    很快，我们都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从此，开始了新的革命军队生活。
    
    我被编到教导队第七队（政治队）四班，学员共90人左右，都是从苏南、温州、上海来的青年，大都是中学生，还有几个海外青年。他们家庭出身、社会经历各不同，年龄（最小的只有14、15岁，有的个儿还没有步枪高）性格、特长各异，但抗日救国的革命意志是同样坚定的。
    
    1938年4、5月，由于新四军军威壮大，教导队的影响日增，全国各大城市的作家、外国记者、社会知名人士纷纷来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参观、采访、慰问。王西雄等率领的菲律宾慰问团带来了一个军乐队，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慰问结束后就留下来学习或工作。这期间，许多大江南北敌后的爱国青年和星马、泰国、越南等国的爱国华侨青年也纷纷前来投奔新四军，要求到教导队和战地服务团学习。
    
    战争的日子是艰苦的，我们居住在野生僻壤，睡的是稻草垫的双层铺，伙食费一天一角二分。记得后来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新四军断了供给经费，日子就更难过了。皖南山区的冬天相当冷，对于习惯热带、亚热带气候的人来说很不适应，手脚、耳朵生起冻疮，甚至溃烂。
    
    1939年临冬令时，国民党停发新四军军费，一时全军面临挨冻受饥的困境。所幸军部特派泰国华侨巨商之子——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陈子谷在泰国募捐得数十万元，方得解燃眉之急。
    
    为了适应敌后游击战争需要，我们的生活必须军事化。漱洗一分钟，吃饭五分钟，理发三分钟，夜间紧急集合三至五分钟内穿戴、全副武装完毕，一般行军每小时10华里，急行军12至15华里。
    
    3个月紧张、短促的政治队学习结束之后，我与一批同学被分配到一大队军事二队学军事。学习结业时，大家高唱着雄壮激昂的毕业歌：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挂牵，纵或有点点留恋，学问中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钻研，抗战已经到了眉尖，要在战争中锻炼！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我们的血已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跟上来吧！我们手牵手，去和敌人决一死战！……
    
    （来源：厦门侨声。本文由厦门《鹭风报》记者青云根据谢白秋先生撰写的数篇文章综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