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广东潮州盛传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各种暴行，其中最让母亲担心的是，日本人挖中国孩子的眼睛做日本的“老笃”牌眼药水。
    
    当时我才11岁，母亲领着我到有钱人家哀求借钱，然后托“水客”带我到南洋，投奔早年出洋在外的几位胞兄，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战争的劫难。
    
    彭亨河上的小岛
    
    几经周折我来到了马来亚彭亨的北干埠城镇，当时的北干埠依河而建，镇里只有一条大街和二三条横街，城镇的后面就是茂密的森林。来到南洋前，我在家乡潮州上了几个月的私塾，到了这里，便在当地的华文小学插班读书。没过多久，日本人占领了马来亚，我宁愿辍学在家，也不读教日文的学校。那时，我5个哥哥和大姐夫在城镇里做一些小买卖，我辍学后，就在家里帮做点杂事，但我更喜爱到彭亨河上的沙洲去养猪种菜。
    
    彭亨河是马来亚最大的河流，我所在的沙洲小岛约有8英亩大，位于彭亨河的中间，离大海有7—8公里的距离。这个不大的小岛是大哥们从一位老华侨的手上盘来的，我们在小岛上主要是种植蔬菜瓜果和饲养家禽家畜。
    
    小岛虽说是沙洲，但每年雨季到来的洪水，将彭亨河上游的泥土和树叶等都冲到岛上，使得土壤非常肥沃。我们菜园里很多果树都是小鸟粪便里带来的种子自然长成的，而且长得出奇的好。岛上有一棵柠檬树常年花果同堂，番石榴树硕果累累，香蕉树更是数不清的多。我们在这里种植的蔬菜、地瓜、木茨和水果，除一部分在市场售卖，另一部分拿来喂猪。由于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雨水充沛，稍加耕作，植物就近乎于“疯长”。
    
    在我们的工棚里，立着一口直径约2米的大铁锅，每天不停地煮猪食。猪食的主要原料就是我们所种植的蔬菜的旧叶、西谷米的渣、地瓜的藤叶、木薯的边角料，其他的饲料主要是来自从小榨油作坊买来的椰子渣，因为这些看是剩渣的东西，其实还留有丰富的植物蛋白，猪食用椰子渣后，生长得特别好。当时，小岛上工作的人不多，大概也就3—5个人，但我们最多的时候却养了180多只猪。
    
    与白天不同，小岛的夜晚就像是我的世界，我能在静谧的小岛上尽情地在书海里遨游，在星光灿烂的夜空里任思绪翱翔。小屋里的椰油灯非常昏暗，加上习习吹来的晚风，让黄豆般大的灯火摇摇晃晃、忽明忽暗，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学习读书的兴致。就在这里我翻破了《潮州字典》和《潮州十五音》，还看了《岳飞传》、《包公案》、《海青天》、《施公案》、《古文观止》、《七侠五义》等等，每读完一本书，我都会眺望窗外的星空，觉得自己又懂得了一些道理。
    
    勤工俭学的日子
    
    日本投降后，我走进学堂，在读完中华小学后，因交不起上中学的学费，又辍学2个月。此时四哥站出来帮助我，他将钱塞了一把给我说，拿去到吉隆坡读书吧。
    
    到了吉隆坡，经老师推荐我到尊孔中学插班读初一。四哥给我的钱仅够交学费，生活费没有了着落。为了能读书，我在潮州八邑会馆附办的培文小学找到一份为老师煮饭的工作，虽没有工资可拿，但能在那吃三顿饭，并且有个栖身之处。当时我只有两条西装短裤和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衣，在终年炎热、每天有雷阵雨的吉隆坡，身上的衣裤总是被汗水或雨水浸湿，无奈我只能在临睡前将衣裤漂洗，第二天无论干湿都穿在身上。4个月后，我又因交不起学费，再次地辍学回到北干埠城镇。
    
    1947年，我再一次离开北干埠，孤身一人来到新加坡，在一个华人的商店里找到一份工作。2年后，我到了东南亚享有盛名的华侨中学读书，做了初二的插班生。我非常看重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奋读书几乎到了忘我的境地。当时的语文老师不仅是我的班主任，也是位学识渊博的博士，他对学生一向要求很高，在他18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给学生的语文科最高是79分，而我却在拿到了81分的好成绩，这成为当时华侨中学老师们谈论的话题。
    
    那时，生活也很辛苦。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为老板干活，7点半去学校上课。中午放学，因学校离住所远，赶不及回小店吃午饭，刚开始几天，我用仅有的几文钱买些便宜的食物充饥，后来班上的寄宿同学知道后，便共同接济我午餐，这个“接济活动”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华侨中学。
    
    每天放学回到老板的店铺后，我还得忙店里的活，晚饭后要为店铺记帐，开列第二天进货单，还得为老板的孙子教华文。当所有工作做完后，我才能安静地学习，直到深夜。那时我体质很差，长期的劳作使我甚为瘦弱、疲乏，有时实在熬不住，便在课堂上熟睡，知道我身世的老师从未责怪我。
    
    人生转折的瞬间
    
    1950年，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扣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玄轮，这让当地的华侨华人十分气愤，进行各种抗议和谴责，华侨中学的学生更是群情激昂，大家希望英国当局尽快归还中国船只。但正当的要求不仅没有采纳，当局反而勒令我们学校停课。
    
    当晚，我彻夜难眠，第二天不顾当局的“停课令”，来到了学校。此时校园里陆续来了很多同学，大伙一起到校长办公室，责问校长为什么要执行这个错误命令。校长难以回答，于是我向大声疾呼，提出到大礼堂去开会。
    
    到了大礼堂后，我快步走上讲台，面对台下几百名同学，不知哪来的勇气，告诉同学们：我们要复课，我们要读书……
    
    从那天起，我真正结束了学校学习的生涯，离开了热爱的南洋华侨中学，开始另一种生活。我这一生在不同的文化学校只读了41个月的书，对一个热爱读书的人来讲，这也许很可惜，但也就是在那天起，我开始成为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1952年，我与200多名新加坡“政治犯”以及400多名马来西亚难侨一同乘坐祖国租用的“新伟健”轮船回国，到广州我们受到了中国政府热烈欢迎，人们用彩旗鲜花，锣鼓鞭炮，舞狮舞龙夹道迎接我们，令我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很久以后，那美丽的小岛、雨后的街道、繁忙的商铺、学校的钟楼渐渐出现在我的梦里，醒来后，我还不停地回味它，一种回新加坡看看的渴望慢慢占据了我的心。1988年，我回到新加坡探亲访友，来到让我热血沸腾的母校、让我终身难忘的礼堂讲台，心在剧烈的跳动，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情感，让我眼眶湿润。
    
    以后的日子，我又来去了两趟新加坡，每次都受到热情款待。当一切“热闹”过后，我乘飞机回到中国。在飞机上，我静静地望着下面的滔滔大海，心里问自己，哪条才是回家的路？
    
    （来源：福建侨报。郑万英，男，现年76岁，离休前任职于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20岁的郑万英
    


1992年郑万英第二次来到新加坡华侨中学，图为他与夫人陈淑慧在学校钟楼前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