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乘坐从悉尼起飞的飞机朝着西北方向飞去，原本应当北飞中国的，只为想看望阔别多年的亲人，重游梦里常现的第二故乡，于是绕道回到父母生我养我的地方。飞机掠过巴厘岛上空，沿着爪哇岛从东到西的海岸线直飞雅加达，一片一片的椰树林，绵延不断的海浪沙滩，多少儿时的美好回忆在心头泛起。时隔33载，再次踏上这片少小熟悉的土地——印尼，心中不禁感慨岁月无情的飞逝。
    
    这次回来，见到86岁的老父亲，他依然是那么慈祥和蔼，而双眼透着孤独和深沉。我决心邀父亲一同回国生活，也算成全父亲落叶归根的心愿，却因当地有关部门的办事效率太低，迫使我不得不先行回国。谁料想，这一别竟成永诀，老父亲在办护照的来回中经不住折腾一病不起。对于父亲，我抱有深深的愧疚，只因我年轻时过于执着读书与回国梦，与他一别30余载，未能在身边尽孝。
    
    跨过码头的欢快童年
    
    上个世纪30年代我出生在印尼离雅加达不远的一个港口城市——丹容不渌（Tanjung Priok），中文名字叫海口。我家就位于与港湾码头垂直相接的海口大街的一端，距离邮轮的泊位不到1公里。每天出海或入港的轮船鸣笛声响亮悦耳。
    
    幼年时，家中开着一个小小的糖水铺子，父母婚后就住在那间租来的十来平方米的小铺子里，每天起早摸黑煮糖水、卖饮料。小孩子眼中的世界是彩色的，我们家的糖水也是五颜六色的。我常常去看父亲制作糖水的过程，一袋袋的白砂糖倒进一大锅水里，加入食用香料、颜料，再打上蛋清，一面搅拌一面在锅里熬煮，熬成诱人的浓糖汁，然后分别装在洁净的玻璃瓶中，就成了五颜六色、各种口味的特浓糖汁饮料。
    
    想起童年，我的心情是欢快的，感谢父母亲的勤劳，使我度过了衣食无忧的孩提时代。童年记忆里有五颜六色的糖水，有爱不释手的小人书、连环画。最让我难以擦掉的记忆印痕是家门前的那个码头。听到邮轮和火车过往的鸣笛声，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沿着海口大街走去码头，最喜欢看那里一派船来船往热热闹闹的景象，船只中有周游世界的大邮轮，更多的是来往于中国、香港、东南亚港口城市及印尼各岛间的客货轮，其中又以穿梭于印尼——香港航线的荷兰KPM公司“芝”字系列的大轮船最为耀眼。身边时时走过风风火火赶船的行人，真羡慕他们，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那样从码头岸边跨到轮船上去。
    
    7岁时，我终于如愿以偿。那是1940年，不知什么原因母亲决定送我回国。她带着我和刚满一周岁的弟弟来到家门前的码头，登上荷兰KPM公司“芝”系大邮轮。那时候太小，站在甲板上将要离开，没有所谓的离愁别绪，只有得偿所愿的兴奋。我还记得，母亲一人背着小弟，一手牵着我，一手提行李，水陆兼程，回到广东梅县乡下偏僻的“杨梅坑”老家，把我兄弟俩和先期回来的妹妹托付给祖母和叔叔照管。她自己没住几天就回印尼了。临行时母亲流着泪对我再三叮咛：要好好听阿婆、阿叔、叔姆的话，好好读书，待过几年懂得自己祖宗唐山后就会再接回到爸妈身边。我点点头，没出声，差一点哭出来。母亲走后没多久，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从华东伸到广东沿海，香港沦陷。从此家乡和印尼的家中断绝了音讯。
    
    快乐的读书生活念归的心
    
    1949年，处于解放前夕的广东陷入混乱，在家乡念到初二的我已经长成16岁的少年。我听从父母的召唤，跟随舅舅离开家乡，到香港搭乘荷兰“芝”系芝巴德号邮轮回印尼。阔别了整整9年的光阴，我已从懵懂无知的孩童长成了初熟的少年。船还没靠岸时，我走到甲板上眺望，可以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家——“中华商店”的轮廓，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又一次登上这码头，在岸上见到了我日夜思念的父母，拉着他们的手再行几步路就可看到家门口了。
    
    我回到印尼才过几个月新中国就成立了，华侨社会一片欢腾。我在雅加达的华人中学——巴城中学继续念初二的下学期。这里的中学与国内不同，每天只上半天课，大家基本上是半工半读，我常常在念书之余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新中国刚成立，各地区的爱国侨胞群情振奋，纷纷组织起来成立爱国华侨社团，弘扬爱国精神和推进文化教育事业。我家所在的海口地区1950年也成立了“海口华侨协会”。华协成立伊始，我负责其中的文化部工作，包括组织歌咏队、舞蹈队、图书室和夜校成人识字班等。
    
    每年的国庆节和元旦，我们在学校操场举行庆祝联欢晚会，介绍从国内传过来的新鲜舞蹈、歌曲、短剧和小品等。在华协的组织下，一大群天真烂漫的海口华侨青年紧密团结在爱国的旗帜下。我们放声高唱从祖国传来的每一首好歌,如《我的祖国》、《歌唱祖国》、《小白船》等，新的舞蹈如《水兵舞》、《采茶扑蝶》、《大刀舞》、《腰鼓舞》等。我们不仅在舞台上唱呀、跳呀，还在海滨沙滩、公园草地、长途车上等的场合唱歌、跳舞，“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样的歌声长伴于耳边，无时无刻不在激起我对祖国真挚的思念。解放后的祖国一定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新天地。真想再回到祖国去看看。
    
    其实想回国的不止是我一人，我的好多中学同学都陆陆续续地回国了，我还经常去码头为他们送别。码头上待航轮船的鸣笛声响不绝于耳，回国的人站在巨型邮轮上总是无比雀跃，带着兴奋的笑容和呼喊向我们招手。他们之中，有投身祖国学习建设的侨生，有回归故里观光、探亲或定居的侨胞。当汽笛长鸣即将启程的时候，他们向岸上的人们抛出彩带以作留念，那漫天彩带飞舞，就像一道道美丽的归虹。那一刹那我真的无比羡慕那些将要回国的人们，多想也像他们一样投入到祖国热火朝天的新事业建设中去。
    
    挥别，家门前的码头
    
    日子很快过去了，1954年我高中学业结束。高中毕业后做什么？我想读大学，印尼没有适合我读的大学。回国升学，参加祖国建设是我的最大愿望。可父母没等我毕业就给我打了预防针：要我放弃回国的念头，留在印尼发展。我明白我有责任为父母亲分忧，照顾幼小弟妹，也为他们的前途着想。望着父母又多了几条皱纹的慈祥脸庞，听着他们语重心长的劝导，我低下了头，把回国打算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高中毕业前两个月，海口的华侨学校的校长便邀请我去那里教书。我欣然接受他的聘请。到海华学校教书，是我这从事教育事业的开始。我进去时教四年级兼班主任，教的科目很多，包括国语、算术、常识、公民、音乐、图画等。上课时看到学生个个天真可爱，坐得端端正正地专心听课，心里真是快慰。尤其是上音乐课时，学生们很爱唱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听着孩子们清脆嘹亮的歌声，真是令人陶醉的事。
    
    教书是我热爱的事业，正是这种热爱让我突然有了另一种想法——继续念书。在我心里有一座高高的阶梯，我一直沿着它向上攀爬，似乎没有停止的时刻。这座阶梯就是书本与知识。我总认为我的储备知识还不够，似乎还不足以酣畅地给学生授课，所以这个时期的我又渐渐萌生了读大学的念头。恰逢此时，1956年厦门大学为协助解决海外华校师资严重缺乏的问题，专门开设了华侨函授班，我赶紧报读我喜欢的化学专业。3年的函授课程学下来，我感觉我的“储备能量”又充实了些，可是学无止境，书是越读越嫌薄。念完函授，我还在想最好能回到国内继续念本科。于是，回国，又一次成了我强烈的愿望。再加上那时的印尼华人社会可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上似乎已有一股令人不安的排华暗流，我感到不能再犹疑了，回国，是我必须做出的选择。
    
    终于，我从家门走向海口的码头。这一次，不再是站在岸上为人送别去接彩带的人了，是站在甲板上无比激动即将出航的旅者。踏上归航的这条路，离家门只有短短几百米，却让我足足走了十多年。
    
    回国以后我一心钻研教学，继续攀爬属于我的人生阶梯。在忙碌的工作间隙里常常会想起在印尼的那段年少时光，雅加达，海口，那码头，那时候的点滴欢笑和所有的感伤。有一次去澳大利亚从事科研协作，两年后回国，途中我特地绕回印尼的家中看望一下。现在的人们远行大多乘飞机而不坐船了。码头渐渐远离了，然而，过去门前那码头曾经强烈牵动过我的心，给我印象太深，要忘记也难。
    
    （来源：福建侨报。曾亮忠，男，现年72岁，印尼归侨。1959年回国，退休前在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任职。）

    


曾亮忠22岁留影
    


1953年在巴城中学旧址门前与学生留影
    


1959年6月在海口码头登航回国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