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先后两次回国看我，第三次本打算和父亲一起回来，但没能成行，实际上母亲来看我的目的，是要我跟她回马来西亚，那时也许我年少气盛，总想实现自己早年的愿望，每次都拒绝了母亲的恳求。
    
    不知为什么，现在一想起母亲，想起她那疲惫的身影，想起她那恳求的目光，一种愧疚、一种惶窘会涌上心头，我当了一辈子老师，把所有的爱都毫无保留地给了学生，可对生养了我并义无反顾将我送回祖国的母亲，却回报的太少。这两种爱难以在这个世界上并存，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
    
    我回到了祖国
    
    1951年秋天，我在马来西亚居林市觉民小学读六年级，那是一所华人学校，思想激进的老师常和我们谈到祖国，爱国主义情绪在高年级学生中像地下岩浆一样，随时可能喷发，战争结束了，创伤要平复，经济要建设……对刚解放的祖国，我和几个同学做梦都想着要回去。这个愿望终于在10月实现了，父母将我托付给邻居一家，让我和他们一起搭船回广州。
    
    那时交通不发达，从槟城先坐船到新加坡，再到香港，从九龙坐火车到深圳，再坐汽车到老家广州石牌村，这一路竟走了10天时间。住进婶婶家，看婶婶和堂妹衣裳打补丁，饭菜没油水，虽然离珠江近，却很少吃鱼，日子过得挺苦，我想起母亲在我回国前不止一次和我说过的话。她说回去很苦，一般人家都是盐水配饭，我当时听了并没往心里去，没想到一进婶婶家就亲身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虽然婶婶和堂妹还有自家种的青菜可以吃，可白米饭不能顿顿吃，也没有鱼肉，基本都以青菜为主。和家乡的苦日子比，我们在马来西亚的生活要好很多，晚上睡不着，我把回国前后的事想了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回来不是为了来享福的，想享福就别来，来了就别怕吃苦。为了让自己更快融入家乡，几天后我参加了村里水利工程劳动，具体工作就是把烂泥巴铲起来运到河边筑堤坝。这活儿看着简单，可干起来又单调又费力气，再加上肚子饿，总感觉吃不饱，几个来回腿就直打晃。
    
    别看那时候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老百姓物资生活水平很低，很多人吃不饱，但大家都觉得有奔头，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挺强，精神状态都挺好，建设社会主义，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很大。筑堤坝的工，每天由村里轮换着派，不挣工分也不管午饭，完全是义务劳动。没人派我的工，我就自觉自愿去干，每天带着婶婶给我装好的饭盒，一连在工地干了好几天。尽管工作很累，条件很艰苦，但每天的劳动场面都让我激动，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因为表现好，我受到了工地表扬，说我从外国回来没资产阶级作风，和父老乡亲打成了一片。其实我回来，就是为了报效祖国的，就是为了来吃苦来出力的。
    
    下定决心考师范
    
    很快，我进了广州一所中学插班学习，并顺利地升入高中。1956年夏天，一直挂念我的母亲来看我，一见面就流泪，一口气说了好几遍让我受苦了，接着拿出一堆燕窝啊什么的补品让我吃，我心疼母亲水路陆路一路走了七八天，劝她到舅舅家歇歇，她不肯，眼神看着很有精神，好像要把攒了几年的话都说完。话说累了，又带我到街上吃饭馆，那时一般人是吃不起饭馆的，可母亲专叫我喜欢的菜，坐在一旁看我吃。这几年我常给家里写信，却从没在信里写过生活困难一类的话，可母亲看上去就像什么都知道。后来聊起来，母亲说她在马来西亚常听华人邻居说起祖国，对广州的情况知道一些，说这么苦不如回马来西亚帮父亲办厂，家里开的酱油厂生意越来越好了，除满足当地，还能外销到附近乡镇，话里话外，母亲的意思就是想让我回去帮父亲的忙。
    
    我在家里兄妹6人中排行老大，让我回去理所当然，可我当时正读高一，并已在心里暗暗立志要报考师范，将来毕业当老师，不再让堂弟、堂妹、表弟、表妹读不完小学就辍学回家种田，让更多的孩子上学成为有知识的人。那时，我一门心思地学习，想法很单纯，就是要以优异成绩考上师范学院，当一个传道授业的老师。与我选定的人生之路相比，母亲的想法可能缺少一点理想的色彩，但现在想想却更实际，我要是在父亲创下的基业上起步可能离成功更近一些。
    
    母亲认真听完我的想法，再没说什么，10多天后走了。怕耽误我上课，母亲只让我送到广州黄埔港。到了客运站门口就让我回去，我想送她上船，可母亲不同意，像生气一样把头扭到一旁，我突然看到母亲的眼中有泪光闪过。我不知道母亲回到马来西亚怎么向父亲解释，扩大了生产规模的厂子找谁帮忙，我是一心一意地想考师范。两年后，我如愿考上了福建师范学院。
    
    亲情声声唤不回
    
    母亲又来的那一年是1974年，距离上次来一晃过去了16年，这16年让父母从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都到了花甲之年，并开始安排身后之事。这16年我从一个高中生变成了中学老师，从1963年大学毕业，到闽南那个离县城20多公里的渔村中学当老师也已经11年。可能是人老了，母亲一见我就哭起来，等到了我工作的云霄二中，看我带小女儿住的十几平米办公生活两用的土房，看我在土房外烧火做饭的情景，母亲哭得更厉害，可她哭着哭着就不哭了，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告诉我这次必须跟她回马来西亚，说老父亲和弟弟妹妹们都想我，厂子也需要我。
    
    听母亲说得那么坚决，我一下子懵了，我怎么能放得下那些学生呢？怎么能放弃我的事业呢？但我同时也觉得对不起母亲，俗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我生了女儿，才知道父母为养育我们付出了多少，才真正理解他们因为爱我才让我回国报效的胸怀，老父亲上个世纪30年代在马来西亚居林建厂，苦心经营这么多年，现在可能力不从心了，他需要长大的儿子回家，把他的产业发扬光大，这确在情理之中啊！
    
    我不敢面对母亲，不知跟母亲说些什么好，我怕说不好伤害了她。这时，多亏校长解了围，校长听说母亲来了，把他住的宿舍腾出来让母亲住，又请我们全家去他县城家里吃了一顿饭，一再和母亲讲，说我在学校工作多么好，学生多喜欢我，说了我好多好多好话。世上哪有母亲不喜欢别人夸自己的儿子呢？她又开始为我的成绩而高兴自豪，每天晚上，她要一直陪我们父女到10点，为了我的工作，希望发电的那家粮食加工厂多给一会儿电，但又怕累着我，一到10点就唠叨，停电吧停电吧……
    
    7月，我放暑假了，和母亲到广州看亲戚，母亲没再让我为难，再没提让我回去的话题，陪母亲的这几天，我的心总是跳得厉害，我不相信，带着家庭决定的母亲会轻易放弃吗？可一直到走，老母亲没再提一句让我回去的话，为了我的事业，为了我的选择，她一直到走都没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
    
    天下思念在心中
    
    老母亲最大的遗憾，是想和父亲一起回来看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1974年母亲回马来西亚后，很快来信说已经和父亲商量过，既然我离不开教育事业，又回不去，他们打算一两年内一起回国看看我。遗憾的是，人生有些约定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某些原因，老父母没能成行，母亲也于1983年不幸去世。
    
    这些年来，除了在马来西亚继承父业的三弟，在马来西亚居林市的二弟、五弟和小妹，还有在澳大利亚的四弟都来福州看过我，他们来福州，都要骑骑那辆好久利自行车，这辆英国红牌，是母亲1974年回国时带给我的，几十年来一直作为传家宝，作为一份回忆用心保存着。对这辆又老又旧但被我精心保养的自行车，弟弟妹妹有太多的话要说，我呢，有这样一辆饱含父母情意的车，再别无所求，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满足。
    
    （来源：福建侨报。潘耀全，男，69岁，退休前供职于漳州市云霄第二中学。）

    


80年代潘耀全在云霄担任教师时的照片
    


1992年，潘耀全在曾就读过的马来西亚居林市觉民小学前留影
    


1951年潘耀全回国前夕，和全家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