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我千里迢迢赶赴缅甸与父亲团聚，在中国边境畹町城的小旅社见到父亲的一刹那，父亲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而我却觉得这一幕曾经发生过，原来，我的母亲也曾这样激动地将我拥抱在怀里，也曾这样流泪……
    
    日本人占领福州
    
    我的家在福州元帅庙的河边，家门前是一条不宽的石板路，路的外侧有一条河，河面上有几座小桥，河两岸都是成排的木头房子。
    
    每天我都在门前玩耍，有时也下河戏水。1945年的一天早晨，当我打开家门走到河边时，河对岸传来了吼声，转脸看去，一队日本兵举着枪对着我，并用手势要我过河到他们那儿，我想拔腿逃离，可附近的乡亲大声地用福州话告诉我，千万不能跑，日本鬼子会开枪。
    
    日本鬼子这次抓的全都是小孩，他们把我们用绳子串在一起绑着，然后带到西湖口的一幢大房子里。这座大房子是一幢英国式的建筑，里面花园很大，栏杆和大门都用有花纹的铁条做成，福州沦陷后，这里就成了日本鬼子的兵营和马厩，听大人说，一般中国人被带到这里，就很难再出去。
    
    在这里，日本鬼子要我们为院子拔草做杂工，到了中午，我蹲在墙角吃日本鬼子煮的地瓜时，听到一位年纪较大的孩子在与别人说逃跑的事，不一会儿，两人从马肚子下偷偷爬到大门口，接着飞快地跑上街，但紧接着的就是一阵枪响，透过栏杆，我看到那位年纪较大的孩子倒在地上，另一个孩子被吓得不敢动弹。
    
    这个吓得说不出话的孩子被带到我们面前，身上的衣服剥光了，日本鬼子用马鞭不停地抽打他，每抽打一下，孩子都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我们被这严刑酷打吓坏了，大院里骤然一片哭声，有如地狱鬼府般的阴森可怕。
    
    没想到，天黑前日本鬼子居然将我释放。回到家后，家里也是一片哭声，亲人们拽着我手，眼泪汪汪地询问我是怎样离开日本兵营的，父亲这时才从躲藏的屋顶间缝中钻出来，他也惊吓得很。
    
    父亲年轻时毕业于福州马尾海军船政学校，1925年就出洋到了缅甸，太平洋战争爆发，缅甸被日本攻占，他逃难回福州，哪想到，刚回到家乡不久，福州也被日本侵占，加上日本鬼子每天都在抓中青年男子，他担心被抓壮丁，平日里不敢上街，更不敢外出打工，一有风吹草动，就躲在屋顶下的一个小间隙里。
    
    千辛万苦的逃难
    
    家人都觉得这样恐怖的日子再也无法忍受，于是父亲决定带着我逃离，留下奶奶和姐姐在福州。
    
    在我模糊的记忆中，“七·七”事变后，母亲和舅舅就随着当时的省政府机关撤离，迁往闽西北山区的永安，她走的时候大家只是在门口目送她远去，就像平时她出差那样。现在听说能去永安，我兴奋的不得了，巴不得马上就出发，可父亲却告诉我那是一条很长很难的路。
    
    被日本鬼子占领的福州城，早晨很安静，街上偶尔有一二个路人，也是弯着腰，低着头，沿着道路的边沿行走。我和父亲趁早出门，也是像那些行路人一样低头走路，深怕在路上遇见巡逻的日本鬼子。
    
    我和父亲都是一身外出行路的装束，那时福州还不是很冷，我把一件薄棉袄用布裹着，绑在背后，肩上还斜挎着一只干粮带，袋里装着一些炒米和地瓜干，脚上穿着一双鞋尖加缝牛皮的布鞋，身后还披着一顶大斗笠，父亲的行装就比我多的多，负重的大部分都是干粮。
    
    走出城后，路上的人才渐渐多起来，也是逃难的，朝着永安方向走。过闽侯县后，就进入大山，连绵的群山一座接着一座，一座比一座更大、更高，开始还觉得大山很美，有茂密的森林，一落千丈的瀑布，还有翠绿的山竹，但很快我就走不动了，无论是青石的台阶，还是泥泞的土路，像是一条永远走不尽的道路，还有高耸的大山，看到它的模样，就会被它所震慑。那时我还不到9岁。
    
    鞋子很快就走坏了，只好穿草鞋，没有儿童的草鞋，只能拖着大草鞋一步一步地走，每走一步，脚疼得钻心，有时实在走不动，父亲就背着我走，父亲走不动，我俩就躺在地上休息。遇见下雨，我们只能躲在树下避雨，淋湿的身体被山风吹得阵阵发冷。我们每天走的路越来越短，所带的干粮也越来越少，为了节省干粮，父亲在遇到村庄时，总会想办法去讨一点食物，或拿出一点生米，请农民帮助煮一点热粥给我吃。
    
    我的脚磨破了，不停地流血，一双腿也肿得很大，几乎一步都走不动，每每这样，父亲都会说，很快就到南平了，到了南平就可以坐上汽车了，坐上汽车很快就能到永安了，妈妈就在那儿等着我们。
    
    说到母亲，就像触动到我中枢神经。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梦里，母亲始终在我的脑海，在我的心中。
    
    与母亲的团聚
    
    衣衫褴褛的我们终于来到了永安，见到母亲的一刹那，她一把将我抱在怀里，我嗅到母亲的气味，感受到她的呼吸，几十天的风雨兼程，几十天的饥肠辘辘，几十天的无尽思念一并爆发，我大声地哭着，哭得十分伤心，母亲的泪也哗哗地流下，当她看到我一双红肿的大腿时，哭得更加难过。她边哭，边用手轻轻抚摸，哭泣中，还小声地念道着什么，不时微微地摇着头，仿佛她的心都碎了。
    
    我们栖居在一位远房的亲戚家，三人挤在一间小屋，房子虽小，但很温馨，每当夜幕降临，仨人就围坐在小油灯前，即使没有说什么，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幸福在流淌。白天母亲上班，因为路途较远，不能天天回家。一旦她回到家，我就高兴得又蹦又跳。父亲白天外出找工作，但那时的永安城难民很多，工作很难找，我们就靠着母亲的收入勉强度日。
    
    我的妹妹就在这时来到人世，她的到来给原本拮据的生活增添了负担。父亲更加努力的寻找工作，终于找到一份替政府催交公粮的差事，但要长时间在外奔波。
    
    意想不到的是，母亲在父亲找到工作后不久得了重病，很快就住进了医院。那些日子，我静静地守在母亲的身边，有时她醒来，看到我趴在她的床头，就对我露出淡淡的微笑，有时她会握住我的手，或抚摸我的头，到了后来她连微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从昏迷中醒来，只是眯着眼睛瞧着我，嘴巴轻轻地动了几下，像是要对我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重病不见好转，父亲又通知不到，日本飞机时常狂轰滥炸永安城，几个月大的妹妹在亲戚家几乎没人照管……所有不幸的事都摆在面前。我坚持守候着母亲，不停地告诉自己，母亲一定能好起来。
    
    无限思念在风中
    
    当一块白布盖在母亲身上时，我才知道母亲走了，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哭，但哭泣对于失去母亲的我，已不能减少多少悲伤。夜晚，我把盖在母亲脸上的布揭开，躺在母亲旁边的床上，像往常那样看着她，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夜，我没有合过眼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我去缅甸与先前出去的父亲团聚，5年后，在父亲的旨意下我回国读书，随后我从浙江调到了福建省地震局工作，1971年，在我刚回福建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出差到永安，这让我又想起了母亲。
    
    我来到安葬母亲的地方，那是一座小山，位于当时永安医院的后面，因为很多逃难的福州人都安葬在这里，因此人们把这座小山叫做“福州山”。
    
    我记得舅舅选择小山的山顶把母亲安葬，他想让母亲能看得很远很远，想让母亲回到福州。凭着记忆，我找到了小山的山顶，山顶现在是一片茅草，我不停地在茅草中翻找，可就是找不着母亲的坟墓。沮丧的我，望着四周的群山发愣，接着我向四周大声呼喊：“妈，我来带你回去……”
    
    这时山风吹来，它那样轻柔，那样凉爽，让我想起母亲安葬时也有这样的风，那时的我以为山风在呜咽、在哭泣。也是在这样的风里，我4个月大的妹妹也安葬在这里，她在我的眼前死去，现在却能静静地躺在母亲的身边。
    
    离开永安时，我并没有因找不着母亲而惋惜，这座埋葬无数苦难人的小山，并没有埋葬所有的过去，那些最痛苦和最珍爱的都会留在我的心间，只有经历生离死别的人才能感受到这里的风在哭泣！
    
    （来源：福建侨报。严孟太，男，现年69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地震局。）

  在厦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时的严孟太
    

幼年时的严孟太（右下）与母亲唯一的合影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