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年代，家书抵万金，我有幸生活在太平时期，却因两封书信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有了与我周围大多数亲友同学截然不同的生活半径……
    
    家姐来信 华侨变归侨
    
    我于1944年出生在印尼的苏甲巫眉市，是父母的第四个孩子。苏甲巫眉是印尼一个中等城市，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人口约10多万，华人占了其中的一成。父母1940年跟随祖父到印尼谋生，先是在苏甲巫眉市郊的一个纺织厂做工，几年后站稳脚跟，就到市区开了家小商店，专卖各色布匹。物美价廉加上店址选在菜市场边上，来往客人很多，父母又随和勤劳，所以生意非常好，记忆中的童年生活里挤满了父母忙碌辛劳的身影和来店里选购布料的形形色色的客人。
    
    但他们并没因为忙碌就无视我们的存在，我们7个孩子在父母的呵护下，享受着热带明媚的阳光与丰沛的食物，茁壮成长。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要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在我们的个性里深深地刻下了谦恭有礼的烙印，我们的日子虽不是很富裕，倒也自得其乐。
    
    不久，我们陆陆续续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就依次把我们送进华校就读。华校的条件不是很好，但也能让我们受到基本的启蒙教育。二姐的数学学得很好，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大家都特别羡慕她。
    
    1958年，二姐听朋友说国内的教育很不错，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回国了。当年9月，她果然如愿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成为我们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消息传来，大家很高兴，特别是操劳一生的父母双亲，他们在广东兴宁老家时只不过是种田的农民，大字也识不了几个，到印尼后也只是打杂工、开小店铺的粗人，竟生出个如此聪慧的女儿，兴奋之情难以言状。
    
    姐姐在厦门的学习生活非常如意，读书只要交一点点的钱，伙食也非常便宜，在学校里还交了不少新朋友。她在给我们的信中总是不停地夸耀，让我们羡慕得简直要妒忌了。大哥首先沉不住气了。他跟父母说，也要回国去念书。父母左思右量，拿不定主意：去吧，怕不在身边，有事难以照应；不去，又怕误了前程……但终是经不住哥哥的恳求，于是，1959年，大哥也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大哥后来考入广东江门专业技术学校机械系。我们家又多了一名大专生。父母一如既往地欢喜，因为在他们朴实的思想里，孩子们有出息是最值得自豪的。
    
    大哥对新的学校很满意，仿佛得到一对飞翔的翅膀，在知识的天空里自由翱翔。他与二姐一起，在每封信中颂扬新中国的教育制度，褒奖新的生活环境。架不住他们左一个右一个的好，初中一毕业，我和同学们就索性踏着他们的足迹，也回国读书去了。
    
    与我一同回国的有10位同学。1960年5月，我们从印尼雅加达乘坐芝利华号海轮到达香港，经罗湖过关后抵达广州。一到广州，就有人把我们接到广州华侨补校，那里已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他们跟我一样，都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憧憬而来。补习二三个月后，大家就各奔东西，有到云南的，有到广西的，有到福建的，也有北上到上海、北京、大连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走到一起来，又为了这个目标大家分道扬镳，分散到全国各地继续我们的学业。但我们的心情却是一样的，迎接新生活的喜悦之情充盈着我们年轻的心房，激励我们要努力学习，不要辜负了父母和祖国的期望。
    
    我有幸留在了广州，与在江门读书的哥哥能互相照应，当年9月进入广东华侨中学就读。那是一个有十年历史的老校，师资优良，校园环境优美，在当地和海外华人中都享有盛名。
    
    我的高中生活正好碰上困难时期，但学校和国家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物质关心。三年很快就过去了，我没能考上大学。哥哥姐姐成功的例子在前面摆着，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还好父母亲友都没有嘲笑我，他们鼓励我，让我继续努力。复读一年后，我如愿以偿，考入位于泉州的华侨大学化工系，成为我们家的第三个大学生。
    
    那是令我们一家倍感骄傲的一件事。父母常说，祖宗泉下有知，也一定会合不拢嘴的。挺长一段时间，父母都沉浸在喜悦之中。而令我们这些回国求学的少年郎始料未及的是，与父母亲友的那一别，不仅让我们从华侨变身为归侨，更意味着与海外亲人天各一方，甚至天人永隔。在我1989年离开29年后首次回印尼时，已再也见不到父母双亲……
    
    八分邮票 岛民成市民
    
    读高中遇到3年自然灾害，读大学，我也没碰上好时期。
    
    1964年9月到华大，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书自然是没得读了，校园里整天乱哄哄的，我也跟着几个学生出去串连，曾经到过北京、井冈山等地……
    
    1969年，我毕业了，分配到南平大洲储木场工作。大洲就如其名，位于距离南平约20公里的闽江上，是一个长约2公里、宽约800米的橄榄形小岛。那里四季分明，植物茂盛，空气清新，宛如世外桃源。我在那个美丽的小岛上整整生活了10年，谈恋爱、结婚、生子，把最美好的青春时代留在了那里。
    
    南平地处福建西北部，森林资源非常丰富，有“绿色宝库”之称，大洲储木场是当时全国第二大的储木场，隶属第三师兵团。当时军队提倡“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决定在储木场里设立一个新的工厂——烧碱厂，与南平化纤厂、永安织布厂配套，实现部队服装自给的雄心壮志。我和其他十几名来自福州大学、华侨大学等学校的大学生就是去帮助筹建新工厂的。

回国读书的三姐弟。中间为曾竹南
    


与父母及几个姐弟在自家小杂货店门口合影。左一为曾竹南

   我们到大洲的时候，工厂“八”字还没一撇呢。我们和部队官兵一起，硬是从一砖一木开始，在那片美丽但荒芜的土地上搭厂房，建车间，盖起了我们的烧碱厂。兵团的意愿非常清楚，就是利用那里丰富的木材资源，提取植物纤维，再通过烧碱的作用，把纤维溶化后拉丝，生产出化学纤维，然后织成布匹……
    
    说起来谁都难以相信，包括女生，我们那些大学生在锻炼之下，个个都能扛起200斤重的货物，而且木工、土工、水泥工也样样拿得起——当时感觉累人的劳作其实也在无形中把我们一个个都锤炼成才，在福州二化的技术骨干回去以后，我们几个大学生都分别成为工厂的技术中坚，我更是被推荐成为烧碱厂的技术副厂长。
    
    把木材的边角料变成化纤变成衣服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我们的烧碱厂只是一个规模很小、产量亦不大的小型企业，难以产生规模效应，更重要的是生产烧碱需要大量的电和铜，电解决了，铜却难了——把分配的铜都拿来也只够我们生产半年……到了1976年，工厂已经没法维持，工人们渐渐离去，最后，厂部只剩下我和其他几个归侨大学生以及家属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与同学在苏甲巫眉中华中学门口留影

    大洲作为闽江流域最大的岛屿，自然环境优美，但各种生活设施和娱乐活动却很贫乏，与外界的接触也非常少，作为归侨，我们在国内的亲友亦少得可怜。眼看着大家各奔前程，我们的茫然与无助显而易见。
    
    转眼到了1978年底，我们尚毫无头绪。无奈之下，有人提议，听说省侨办恢复办公了，要不我们给他们写封信反映一下？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们几个归侨草拟了一封短信，一张纸的三分之二吧，上写“我们是归侨，华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洲储木场工作。现在工厂下马，希望组织上帮忙解决工作问题……”信封上写着“福州省侨办收”字样，贴上8分钱的邮票，就把它寄出去了。
    
    没想到，一个月的时间都不到，省侨办回话了。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询问储木场“是不是有这么几个归侨？”、“是不是工厂下马？”、“他们是不是华大毕业？”……当场长把信件递给我，说“你的侨办回信了”的时候，我感觉到一股暖流从心头缓缓流过——那是失散的孩童找到亲人的感觉，是游子找到家的感觉……
    
    很快，我们几户归侨就调到福州，我在省侨办新成立的企业局工业科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时至今日，还有朋友跟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是“8分邮票调动了几家人”。
    
    ……
    
    我的这辈子与信件是结了缘了，它先是引导我从印尼回国，又牵引着我，从那个偏僻的小岛调到省城福州，开始我的新生活。(来源/福建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