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咖啡屋
高瑞珠/口述 林小宇/执笔
梦中的小镇,我回来了 1990年6月的一天,我来到印尼苏北的马达山小镇。在接近它时,我的呼吸变得急促,心脏跳动得异常快速,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起,说不清楚是高兴还是难过,因为我已离开这个小镇30年了。 小镇还是那样的安静,人们低声说话,生怕影响来往的行人;小镇的街道还是那样的宽度,人们几步就可以跨到街道的另一边;小镇的房子还是那样的低矮,让人感觉它是那样的亲切与和蔼。 走在小镇的街上,我几乎在把30年前的历史重映。眼前的每一条街道都有故事,每一扇窗户都有记忆,30年的岁月让一些过去失去了色彩,记忆中的故事就像一幅幅的黑白照片,有的变得模糊不清,有的开始泛黄消失。 在离开小镇后的30年,我在梦中几次回到这里,一旦醒来,只有一声叹息。 那时,我是十七八岁的姑娘,爱穿飘逸的花格连衣裙,只要有时间,华侨子女们总会相聚一起,尽情游玩:我们在美丽的多峇湖畔野餐,同学少年意气风发;我们爬上高高的乌隆西巴亚活火山上,在火山口上探望地球的心脏;我们在跑马场上,骑着骏马,让长长的黑头发飘起来;我们到硫磺池泡温泉,让清澈的温泉滑过自己的肌肤,所有的疲劳随之消失……那时的我总觉得生活充满诗情画意。 一缕咖啡香味让我停住脚步,我顿时头脑一片空白,回忆戛然而止,思绪突然消失,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凝固了——那是一种触动我心弦的气味,是一种当地咖啡在木炭炉上沸腾的味道,它淳厚香浓,略带苦味,饮用它的人一般先嗅闻它飘出的香味,再小口品尝它的味道,在它面前,人们总会流露一种放松和陶醉的样子,有的人还会发出幸福的感叹声。 不远处是一家咖啡屋,阵阵香味正是从这家店铺里飘出的。 生于斯长于斯的中成咖啡屋 很久以前,父母也在这个小镇上开了一家咖啡屋,咖啡屋的位置正是在这里——大街79号,令人惊奇的是,现在的这家咖啡屋与当年父亲的咖啡屋在外观上几乎一摸一样,门还是原来的门,窗还是原来的窗,令人心颤的是这间咖啡屋的主人已不是原来的主人,一股热泪模糊了我的视线,忍不住,我抚摸着那熟悉的门和窗,心里呼唤着故人的名字。 我家咖啡屋的店名是父亲起的,名叫“中成茶室”。咖啡屋有两层,一楼约有100平方米,能摆10多张桌子。二楼隔成8间客房,十多张床位,另有两间房间是我们家庭使用。当时的小镇咖啡屋不多,生意还很兴隆,每天一开门就有客人进来,他们喝咖啡、吃早点、看报纸、聊家常,咖啡屋成为小镇优雅的公共场所。但星期天的墟日,咖啡屋往日的悠闲便荡然无存:很多人在前一天就把一些墟日售卖的货物寄放在屋里的墙角,这些货物有时会堆得很高,小店变得像货场;墟日当天,人们几乎是涌进咖啡屋,那些从外地来的商贩大声说话,大口吸烟,小屋变得像市场。 父母都是福建闽侯人,早年父亲一人来到这里打拼,有了一点产业后,便回乡接我母亲来,在这里,诞生了他们的10个孩子。我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姐姐。10个兄弟姐妹无一不是从这间咖啡屋里出生长大,尽管我们住的房子只有两间,随着弟妹相继出世,卧室越来越挤,但感觉到这里有着温馨,有着亲情。每到晚上,10个兄弟姐妹就围在一起打闹玩耍,睡觉时,爱睡床的就上床,爱睡地上的就在地上打滚,我们的卧房永远是“横七竖八”,但大家觉得这样很好。 每天天还没全亮,父母就要起床,他们生火烧水做饭,制作简易的糕点,在一切准备妥当后才将店门打开,这时煮沸咖啡的香气四溢,无论是小镇的常客,还是远道而来的新人都会寻味而来。我们几乎也是在嗅到咖啡的香味后才起床洗漱,下楼帮父母做一些事,到了上学的时候,我们走出咖啡屋和同学一起上学。在当地的华人社交圈里,知道父母名字的人很多,但大家都喜欢称他们老板和老板娘,也把我们的名字前面冠上“中诚咖啡屋的”。咖啡屋成了我家唯一的经济支柱、生活来源,父母劳作在咖啡屋,从没有休息过,咖啡屋一年到头开放,只有在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这一天才休店。这一天是我们家最幸福的一天,父母和我们一起围在桌旁,细细地品味香醇的咖啡,吃着喜爱的糕点,昔日人头攒动的大厅里,变得十分安静,此时家的气氛与咖啡的气味糅合在一起,灯光下,父母显得有些苍老,但他们那种和蔼与安详让我们感到一种比咖啡更惬意的温馨。 尽管父母咖啡煮得很好,糕点做得很精美,客人对他们的手艺赞许有加,但他们自己却爱吃家乡的风味,父亲爱吃福州的香油拌面,那是用香油、花生酱、小葱、虾油与从汤锅里捞起的面条相拌的面食,父亲百吃不厌;母亲爱吃用酒糟烹饪的菜肴,从外观上看,这些菜被酒糟染得鲜红一片,爱吃这种红色的菜的大概除了母亲就是父亲了。很奇怪,我们兄弟姐妹都爱吃印尼当地的菜肴,有时看到别人在吃咖喱饭,都会忍不住看一眼,回家要求母亲也做咖喱饭。有时实在忍不住就偷偷到远处的印尼人饭馆解馋,但这种事是不能让父母知道,他们知道后也许会伤心。 “总统令”使“中成”成为永远的记忆 最让他们伤心的是,1959年印尼颁布的“第10号总统令”,“总统令”规定外侨不能在县以下的乡镇从事零售商业。 1960年1月1日,父母辛辛苦苦劳作几十年的中成咖啡屋终于关闭了,那天早上,全家人静静坐在大厅里,一种哀愁重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以往家庭的喧闹变成了窒息的沉默,此时我们家全部的生活来源骤然间被彻底切断,接下来的日子变得十分迷茫。 4个月后,我与姐姐、姐夫一起离开了小镇,离开了咖啡屋,乘船来到中国。离开的那天,我没有多看咖啡屋一眼,因为在咖啡屋关闭后的4个月里,全家人无所事事,坐吃山空,大家都很明白这样下去无疑是在慢性自杀,等待死亡。往日令人向往的咖啡屋变得隐晦,变得躁动,变得压抑,我们都企盼逃离这里,企盼苦难不要再折磨我们,在100多天的日子里我做了无数次的祷告,问了无数次的“为什么”,最后我选择了离去,那年我18岁。 如果我不是热爱这小镇,我不会时隔30年以后再回来,如果我不是眷念这生于斯长于斯的咖啡屋,我就不会如此动情地久久不能离开这刻骨铭心的咖啡屋。 我走过咖啡屋,也走过了自己的那段人生。 (来源:福建侨报。高瑞珠,女,现年64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州缝纫机厂。)

在印尼时,青春年少的高瑞珠

高瑞珠(右二)与同学好友游玩在印尼多峇湖畔

高瑞珠父亲当年在咖啡屋里做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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