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底西班牙华人社会：中国新移民的发展历程(2)

　　三、西班牙中国新移民基本构成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仅有数百华人居住，到2015年形成至少有20万人规模的华人社会，其人口结构在年龄、来源地、职业和居住地分布等四方面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年龄构成

　　按照人口学通行的标准，14岁以下和65岁以上属于“被抚养人口”，15岁至64岁之间属于“成年劳动型人口”。而且，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7%及以上，就意味着该国人口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照此标准，西班牙是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国家。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班牙65岁以上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8.1%，而15岁至64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仅点总人口的66.6%；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15.2%。

　　然而，以新移民为主的华人则是充满活力的年轻社群。根据西班牙就业与社会保障部2015年6月30日的统计数据，西班牙华人中65岁以上仅为1.47%，而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高达74.58%。

　　人口学中另一组重要概念是“抚养系数”，包括：“总抚养系数”(total dependency ratio)、“儿童抚养系数”(child dependency ratio)和“老年人抚养系数”(aged dependency ratio)。“总抚养系数”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包括14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力人口总量之比；其中，“儿童抚养比”指0-14岁儿童人口与15-64岁劳动人口之比；“老年人抚养系数”则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人口之比。相对而言，随着当今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抚养系数”远比“儿童抚养系数”令社会承受更大的负担。与西班牙本国人口相比，西班牙华人的总抚养系数低于西班牙本国人口14个百分点，而且，其中又以成长型的“儿童抚养系数”为主。反之，西班牙华人老年人口的抚养系数仅为2，大大低于西班牙本国的老年人抚养系数。

　　由此可见，西班牙中国新移民整体而言是一个年轻且充满活力的群体，他们为社会生态严重老龄化的西班牙贡献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二)来源地

　　西班牙华人的主要来源地以浙江青田最为集中，统计资料显示，浙江籍移民在全西班牙华人中占61.72%，而在浙江籍移民中，青田人所占比例又高达65%。

　　浙江籍移民比例高居榜首与西班牙政府的历次大赦政策密切相关。西班牙政府每次大赦的条件不尽相同，但基本要点是申报人必须由已经在西班牙正式居留者提供担保，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与西班牙雇主正式签订的工作合同、在西班牙的住房合同或水电费交纳单等，以此证明申请人在西班牙有正式工作，或在大赦所要求的特定时间点定之前已经移居西班牙。如前所述，除台湾人之外，早期移居西班牙的中国移民以青田人为主，因此，在提供大赦担保时，无论是信息传播或实际操作，乡情链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一批又一批青田人获得大赦并转换身份，自然又为新一轮源自青田的移民潮推波助澜。亲缘和乡缘纽带的结合，抓住了西班牙大赦的机遇，故而形成了西班牙中国新移民以青田人为主的基本格局。

　　来自福建省的新移民在西班牙中国新移民中占据第二位。在中国本土，福建省是仅次于广东省的重要传统侨乡，然而，若就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而言，则福建省新移民无疑独占鳌头。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往香港、菲律宾、日本、美国等地迁移，到80年代后期往东欧、西欧乃至非洲、拉美地区迁移，福建新移民遍布世界各地。

　　西班牙新移民来源地构成中需要提及的第三个要点是“东北人”。在欧洲国家，一般将来自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北方地区移民统称为“东北人”。东北人的跨境迁移，与上世纪90年代大型国企改革引发的下岗潮密切相关。移民中介进入东北，“动员”下岗人员将“内退金”或“买断工龄”的钱款用作“移民”费用，前往欧洲。西班牙接连不断的大赦，同样也吸引了东北人源源到来。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四省份的移民加在一起，占西班牙中国新移民总数的6.75%。由于“东北人”在欧洲既不像浙江人有亲缘纽带，也不像福建人有长期的迁移传统，他们进入欧洲初期的生存相对更为困难。

　　西班牙中国新移民来源地构成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台湾移民总数位居第六，这一点与欧洲其他国家都不同，其原因如前所述，乃上世纪50年代西班牙为台湾提供特殊留学生奖学金名额而形成的后续影响。

　　(三)职业构成

　　西班牙华人职业构成最突出的特点是正式登记为“老板”的比例相当高。 进入21世纪之后，西班牙华人中“老板”比例保持在15%左右，而且，倘若以2015年和2008年相比，华人“老板”的绝对数量又增长了2.5倍，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了9个百分点。换言之，如果减去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那么，在2015年西班牙华人劳动人口中，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是“老板”，这一比例在西班牙各外来移民群体中高居首位。

　　西班牙华人新移民中“老板”比例如此之高，尤其是在西班牙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华人老板数量却逆势增长，其原因值得探究。

　　第一，华人中老板比例如此之高与华人的移民动机相关。中国民间的说法是“工字不出头”，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当“老板”。尤其对于多数来自侨乡农村的跨国移民而言，不少人历尽艰辛远渡重洋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因此，在侨乡民间，能否当上“老板”成为出国者在异国他乡是否“成功”的标志。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不少人的确在较短时期内就实现了开店当老板的“成功梦”，但是，在这一表象背后，是他们超时、超量工作的“自我剥削”，是借债开店、赊贷进货的实情。在这4.6万华人老板中，真正经营成功而能够跻身西班牙中上层企业家行列者，不过百分之一二，绝大多数“老板”只是小店主，仍然处于不断适应与持续奋斗的艰苦进程中。

　　第二，华人老板数量高与西班牙的经济环境相关。华人在西班牙的主要从业领域是中餐、酒吧和零售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开业所需起步资金较低，适合家庭式经营，因此华人新移民通过信息互通、资金互助而寻觅到了大量创业当老板的机会。

　　华人在欧洲开办中餐馆是普遍现象，此不赘述。西班牙华人从业领域较为特殊的主要有三。一是酒吧业。大多数西班牙人都有泡酒吧的习惯，但对于酒吧经营者而言，一是酒吧从早开到晚工作时间长，利润却相对微薄，因此，年轻一代西班牙人愿意泡酒吧者众，而愿意经营酒吧者寡，如此，手中略有积蓄的华人纷纷投资接手原来由西班牙人经营的酒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全西班牙已有超过8000家酒吧被华人接手，数千华人因此成为老板。另一统计则显示，自2013年以来新增加的大约4000位华人老板中，大约30%是酒吧老板。

　　二是零售业。西班牙华人经营的百元店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此类小店主要面向周边街区的普通居民，店面不大，但各类小杂货琳琅满目。百元店出现时西班牙的流通货币还是比塞塔，当时小店每件商品的价格基本在100比塞塔(相当于5元人民币)以下，故而称为“百元店”。百元店一出现就因其价廉、便利而受到西班牙普通民众的欢迎，2008年统计显示，全西班牙有华人经营的百元店多达8500家，由此又成就了数千华人老板。

　　三是批发业。欧盟一体化进程给西班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商机。由于西班牙相对宽松的进出口政策，大量货物通过西班牙进口转道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商品对西出口直线上升，2014年中国出口到西班牙的货物总额达到200亿欧元。如此大量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不少由西班牙华人经手批发。在马德里的Fuenlabrada，在号称西班牙鞋城的Elche，在西班牙南部的Malaga, Sevilla, Glanada, 东部的Badalona, Valencia，中部的Zaragoza，北部的Bilbao等地，相继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华商批发商圈，华人批发商总计超过2000家，由此又成就了数千华人老板。

　　因此可以说，西班牙自身经济环境的基本特性是西班牙华人老板大量涌现的客观基础。

　　第三，中国本土经济高速发展助推了西班牙华人的老板经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廉价的中国制造海量般涌向世界各地，尤其受到各国中下层消费者的欢迎。如前所述，西班牙华人多来自浙江，那里既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出了个闻名全球的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可以说，不少西班牙华人兼具经营进出口商品的地缘和亲缘优势，他们有可能掌握低价进货渠道，通过个人信用赊货，快捷拿到紧俏商品，这一切都有效降低他们的经营成本，使西班牙华人批发业得以高速增长。

　　总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班牙华人经济进入了多元发展的快车道。数十万华人群体自身的经济需求，也助推了一批面向华人社会的经济实体纷纷出现，例如，由华人经营且以华人为主要顾客的旅行社、律师楼、会计师事务所、美容美发店、婚纱影楼、电器手机店等纷纷开张，更重要的是，在如同大浪淘沙的激烈竞争中，涌现出了若干华商品牌商家，如：西班牙华人远东工贸集团品牌EXTRASTAR，康迪尔集团节能灯品牌KDE，惠森集团童装品牌NEWNESS，被西班牙媒体誉为华企ZARA的华人服装品牌连锁店MURALLA等。这些品牌企业自主掌握核心技术，背靠中国生产基地相对低廉的生产成本，利用在西班牙组建营销团队，达到提升产品附加值，扩充市场份额的优势，成为西班牙华企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