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底西班牙华人社会：中国新移民的发展历程(3)

　　(四)地域分布

　　西班牙华人由于其职业构成的如上特点，直接影响到他们在西班牙的地域分布上呈现出集中地突出、分布地广泛的基本格局。

　　西班牙全国共分为17个自治区，其中，以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三大自治区最为重要，这三大自治区的首府所在地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是西班牙最著名的三大名城，也是西班牙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班牙华人的三大集中地正对应于以上三大城区。而在这三大城区，华人又主要集中于当地的大型华人商城，以及城内华人餐馆、店铺相对集中的“唐人街”。

　　另一方面，受华人从业格局的影响，无论是百元店、超市或小型中餐馆、酒吧，都以本地居民为主要顾客群，需要一定的客流量，因此，数以万计的华人小商家分散于西班牙不同城镇。近十多年来，一是位于中心城区的大型华人商城接二连三受到严格的税务检查，二是不断有新移民创业当老板，因此，越来越多华人小店向西班牙小城镇扩散，现已遍布全西班牙50个省及下辖数千市镇。

　　例如，在西班牙南部小城Castellon，2004年当地华人共617人，2014年增长约1.5倍，达1453人，同期，华人在当地经营店铺数也翻了一番，由华人开设的餐馆、百元店、酒吧、发廊等达700多家。 又如，在西班牙北部小城Coruna，进入21世纪之后当地原先的两个工商业区陷入萧条，当地许多商家不断倒闭。眼见租金下降，始有华人批发商借机入驻，填补空档，渐渐活跃了当地的经济环境，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

　　华人经营不断分散的上升趋势，也从特定角度反映出，西班牙华人经济正全面融入西班牙的整体经济之中。

　　四、若干思考

　　在西方国际移民理论中，国际移民的跨境迁移路径，异域谋生策略，以及自我认同趋向是最受关注的三大要点。 在此拟结合西班牙华人社会实例，反思若干经典理论模式，就教于大方之家。

　　其一，就移民路径而言，依托亲缘地缘纽带的“连锁迁移”传统经典模式仍然是当今中国侨乡民众迁移的重要路径，但是，该模式的效度既受制于移入国的移民接纳政策，也与移出地移民群体自身素质相关。

　　如前所述，西班牙中国新移民群体的地缘同质性十分突出，类似现象，在中国移出地一方还可见于福建的福清、长乐地区 ；在移入地一方，则还可见于法国、意大利，美国、阿根廷等国的中国新移民社群构成，这些都是“连锁迁移”模式的中国当代版。究其原因，除了接纳国实施“家庭团聚”优先的移民政策之外，还涉及两大因素。一是近二三十年来这些国家都曾经实施过对非正规移民的大赦；二是非正规移民在移入地有比较宽松的生存空间。与此相关，在中国传统侨乡地区，当本地长期延续的移民文化遭遇跨国迁移障碍时，从移民信息的跨国传递到本土解读，从如何筹集、降低移民成本到探寻可行的移民路径，无一不是必须、而且也只能以乡里民间的亲缘地缘纽带为最可信任且最为有效的承载体。由此，移出地与移入地因素交相互动，就使连锁迁移仍然是当代中国侨乡地区迁移的主要模式，进而成就了相应移入地移民来源地高度集中的结果。

　　反之，如果我们审视通过留学、技术或投资计分等渠道实现迁移者，则基本不存在突出的源于某一地区的地缘群聚性。由此似可推定：如果移民政策透明稳定、移民操作程序规范、移民身份的合法认定对象是个体，跨国迁移与接纳是难以简单仿效的个体化行为，那么，地缘亲缘纽带的重要性自然相应减弱，移民群体来源地也就分散化了。

　　其二，就异域谋生策略而言，以西班牙中国新移民为代表的移民就业、谋生、发展模式显然超越了国际移民理论中“劳动力市场分割”模式的解释范畴，西班牙中国新移民社群凸显的以“开业当老板”为特征的移民谋生模式值得特别关注。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发达国家存在“双重”或“三重”劳动力市场，外来移民大多进入移入国脏、累、险、贱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或只能局促于那个被置于另类地位的本族裔劳动力市场，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劳工，菲律宾的女佣移民，中东国家石油产业中的印度劳工等，即为实例。

　　然而，西班牙中国新移民的就业模式显然不同。他们虽然也可能从受雇于本族裔企业起步，但强烈的开业当老板的愿望，与亲缘地缘纽带结合获取创业起步资本的有效性，再加上自身与家人超时超量工作的“自我剥削”模式，终于成就了一个几乎三分之一劳动力年龄人口均为“老板”的异域谋生模式。而且，如此模式并非仅仅是西班牙华人的特例。历史上在东南亚，华人从小商小贩起步进而自行开店开公司，也是除契约华工之外中国自由移民普遍选择的异域谋生之路；而当今从欧洲到拉美、非洲的中国新移民经济，自行创业同样是普遍现象。在笔者曾经调研过的南非、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当地华人企业雇佣本地人的成本甚至低于雇佣华人。在非洲一些国家，当地人把到华人企业打工视为“高薪工作”。

　　据此，似可进一步推定：国际移民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主要是建立在以北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从发展中国家往发达国家迁移之劳动群体的谋生路径之一，但并非唯一模式。国际移民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需要结合不同国家经济环境及不同移民群体的能力诉求做进一步探讨。

　　其三，就移民认同趋向而言，传统国际移民理论中的熔炉论、同化论或文化多元论，基本都是以移入国为基点，关注点均聚焦于离乡背井的跨国移民如何适应并融入移入地社会。然而，时至今日，不仅科技之发达足以令跨国移民真实感受“天涯若比邻”，全球化浪潮亦赋予跨国流动以新意。换言之，全球化催生了移民的跨国化生存，从经济活动、文化传统到主观认同，都同时依托于移出国和移入国，如此趋向彰显的恰恰是移民不可摒弃的特殊优势。

　　笔者曾在1999年出版的拙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 一书中提出了移民研究的“两个世界”理论，认为对于第一代跨国移民而言，他们实际上同时生活在移入地和原籍地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他们每日需要面对、但始终感觉是一个“他者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存在空间距离、但在他们想象中却总是充满亲情温馨的属于“我的”世界。他们中的许多人无疑是为了实现个人和家庭的上向流动而迁移到一个“他者”的世界，他们在那里所承受的一切，都需要源自“我的”世界的激励，无论这种激励是真实的，或是想象的，他们在“他者”世界中所获得的一切，也都需要、或期待能够在“我的”世界中得到认可乃至褒扬。结合以西班牙华人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新移民之实例，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这种跨越现实空间的特质，使他们得以游刃于中西之间，从跨国化生存中获取最大效益。

　　总之，就跨国移民而言，他们需要通过学习移入国的法律法规、文化习俗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但同时也必须保持自己母体文化的优良传统以发挥特长。就移入国而言，则有一个如何了解、接纳异族群优点并将其融入自身发展的过程。外来移民与当地民众在理解基础上的优势互补，方能使移民从个体能力到社群文化都成为移入国和移出国双方共享的财富，使联合国一再提倡的“移民与发展”理念，真正成为多方共赢的社会现实。（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李明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