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梁秉堃

    在纪念话剧百年的日子里，笔者深情地怀念话剧界一位优秀的党的工作者。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北京新桥饭店召开的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当着全体会议代表的面，向北京人艺的党委书记赵起扬深鞠一躬，并且激动地称赞说：“你是文艺界的好书记，我感谢你。”

　　这件事情当时在文艺界曾经被广为传作佳话，很多同行都对北京人艺的人羡慕不已。

　　为什么会如此呢？需要先交代几句历史背景。

　　1960年的隆冬，剧院为了排演向建党40周年献礼的剧目，开展一次“提高艺术质量大辩论”——后来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了小的政治运动。当时，党内“反对彭德怀右倾分子”的斗争刚刚过去；文艺界正在批判“修正主义文艺理论”和“资产阶级人性论”，巴人、孙谦、白刃等人作品都成为攻击的“目标”。因此，剧院的“大辩论”从一开始就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在“大鸣、大放、大字报”中，把一些导演、演员的创作方法问题上纲上线成为人生观、世界观问题。在这样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关键时刻，老赵挺身而出召开党委会，决定对“大辩论”来个“急刹车”，宣布群众辩论立即停止。而且，老赵还提出事实证明“大辩论”已经搞偏了、搞错了，应该在今后吸取经验教训，同时要在全院人员大会上公开向一些被挫伤艺术创造积极性，并伤害了感情的导演、演员们赔礼道歉。此举，迅速受到了全院艺术工作者的衷心认同和热烈欢迎，也上报到了中宣部、文化部。

　　然而，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就是由于这件好事和周扬的正确肯定，在“文革”当中，竟然变为老赵的一大罪名，被扣上“受到‘四条汉子’周扬格外推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大帽子。

　　也许，有些读者熟知赫赫有名的北京人艺，而不大了解它的党委书记、副院长、创始人之一的老赵。这里不妨简略介绍一下此人的经历——赵起扬1918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37年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延安他先后参加了陕北安吴青年训练班和陕北公学学习，担任助理员。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河南省密县从事地下秘密工作。1942年，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鲁艺工作团研究生，同时参加了歌剧《白毛女》；话剧《前线》、《粮食》的演出，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里赵大叔的艺术形象。1945年，他担任晋冀豫边区文联秘书、北方大学艺术学院主任教员、冀南区文委副书记。1952年，担任北京人艺党委书记、副院长、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直至“文革”。

　　老赵由于一副铁肩，满身正气，又深懂艺术规律，对待艺术工作者能够识才、爱才、育才、护才，使之他们无后顾之忧地进行戏剧创作，特别是能够为艺术家们承担风险，度过难关，深受全体剧院人员的信赖、敬佩和尊重。剧院的老人们至今回忆起老赵来，几乎异口同声的一句话就是——“幸亏有了他”。

　　1995年，老赵已经从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并且身患重病，在拜访剧院一位老演员时，那位老演员回首往事感动不已，激动不已，含着热泪说：“像我这样的人，要是在别处说不定在哪次运动就给卡住了，更不用说业务上的发展了！亏得是在北京人艺，亏得遇上了你这么一位党委书记！”

　　剧院里，有这种同样感受的人岂止是他一个。

　　老赵对待焦菊隐先生的种种表现，正是一个最典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实例。

　　早在1952年的初夏，北京人艺的领导班子刚刚组建起来——院长曹禺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定的；副手有副院长欧阳山尊、焦菊隐，以及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赵起扬。其中，老赵的年龄最小，只有34岁，他是接受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重托走进剧院大门的。上任前夕，市委副书记刘仁嘱咐老赵：要团结好剧院里一批党内外的专家，特别是曹禺、焦菊隐这两位大专家，要尊重他们，依靠他们，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还再三叮嘱：要团结住焦菊隐。在你们班子当中，焦菊隐是一个不容易合作的人，你要格外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