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网消息：鹤发童颜，谦逊温良，谈吐儒雅，如沐春风，这是罗伯良给人的第一印象。中马文化源远流长，在津门架起中马文化交流桥梁居首功者当推中马“文化月佬”罗伯良。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天津不辞劳苦，多次义务带领各类优秀文艺团体，前往马来西亚进行文化联谊活动。

　　罗伯良退休前是天津师大教授，大家都亲切地称他罗教授。当采访进一步深入下去，我不由得被他背后的故事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所感动。“乐为中马文化交流做点儿事”，他有水一样的性格，利万物而不争。几十年与老伴相濡以沫，两年前痛失爱女后，依然在中马两国间奔走；一颗不老的心，历痛弥坚，如今依然散发着“夕阳红”的绚烂光辉。

　　少小离“家”老大回

　　在近代史上，中国人“下南洋”是最为壮观的海外大移民。罗伯良其父祖籍广东梅县，19岁时也卷入这股“下南洋”的大潮中。罗父初抵新加坡，后转至马来亚(1957年独立后称马来西亚)野新县定居。罗父深知海外谋生之辛酸，先创建“和足”鞋店后经营百货，兢兢业业，在当地华人中威望甚高。生前历任野新客家公会会长、育贤学校董事等职。其母慈慧贤淑，育有六子五女。早年因生计困难，加之重男轻女，罗伯良前面的三个姐姐送人领养，按男性来讲，1935年出生的伯良在家行二。

　　椰风蕉雨的马来半岛，20世纪上半叶隶属于英国殖民地(二战期间被日本统治3年多)，1945年日寇投降后英殖民者重返马来亚。英殖民当局为打击进步力量，1948年实施“6.20紧急法令”，抓捕马共、抓捕壮丁，整个马来半岛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不久，新中国在隆隆炮声中诞生了，向海外华侨发出了热情的召唤。一心求学上进的伯良，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1952年夏毅然决然离开亲朋好友，离开热带岛国由新加坡偷渡至香港九龙海关，进而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当时年方17岁。

　　1952年7月，罗伯良由北京华侨补习学校，被分至天津一中初三8班。忆起一中岁月，最难忘的是高一班主任周钟忻老师的一番话：“过去旧中国，广大华侨是‘海外孤儿’，遭受各国列强的欺凌和羞辱。但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屹立不倒的。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民族英雄和革命前辈们前仆后继，视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为己任，才有了让人扬眉吐气的新中国，海外华侨才有了强大的祖国做靠山。一个人只有在各种困难中磨练自己，才能成才。”自此，伯良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他说，在被怀疑为“特嫌”的“文革”时期，面对前途的重新选择，面对艰辛的生活，如果不是当年老师的教育，我也许会动摇的。

　　1960年伯良在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在天津师大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几十年来，罗伯良教书育人、编著教材，在本职岗位上不断建功立业，多次荣获校级优秀教学奖和个人先进教师荣誉奖，1991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教师。授课时，每每讲到岳飞的《满江红》，罗教授以自身“海外孤儿”的切身经历，讲得声情并荗，对疆土的那份热爱，不知潜移默化感动了多少学生。如今罗教授桃李满天下。

　　罗伯良六十年代初成家。妻子侯启馨是大学同学，印尼归侨，语文教师。他们志同道合，育有二女，小家庭和和美美。1981年罗伯良开始热心侨联工作，协助市侨联参与编写地方史，书写落实侨务政策的提案等，为表达侨心民意做力所能及的奉献。

　　几十年来，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罗伯良从未回大马“省亲”。这源于中马邦交一直有个难解的“疙瘩”。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马两国英明的开放政策，两国民间的友好交往才有了新的篇章。

　　1991年，阔别大马39年后，罗伯良赴马之行第一次成行。由天津到广州，坐飞机到大马首都吉隆坡。盼星星盼月亮，盼着回“马”看一趟，想到赴马探亲的宿愿即将实现，在飞机上罗伯良心潮澎湃。少小离“家”老大回，二十多位亲人在吉隆坡翘首等候。久别重逢，热情拥抱，无语凝咽泪先流。“老弟啊，这里多好呀！你为什么要回到大陆去？”从小被人领养的大姐，喜极而泣。

　　“姐姐啊姐姐，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卖的，只有一种药没有卖的？”

　　“什么药？”姐姐大声问。

　　“后悔药！”听到56岁的伯良幽默的回答，一家人禁不住破啼为笑。

　　到大马后，罗伯良祭拜了父母的英灵，以尽儿子久违的孝道；与兄弟姐妹欢聚一堂，倾诉久别的思念；与儿时的同窗好友重逢，畅叙旧日情怀。罗伯良从中了解到亲朋的生活基本上都富足而美好，华文受教情况比英国殖民时期进步一些，但还是有所限制。根儿没有被摧残，就可以播下种子……第一次大马探亲的美好开端，给了罗伯良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