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离任前夕，牛津大学崔占峰教授请我们夫妇到KEBLE学院吃饭，这是欢送，也是让我们体验一下牛津大学“高桌晚宴”的特殊风味。

　　说到“高桌”，先要从英国牛津、剑桥两所古老大学特有的用餐礼仪说起。在牛津、剑桥的所有学院中，都有一座名叫“Hall”(中文的意思就是“大厅”)的建筑。这个“大厅”其实就是餐厅，是学院全体师生共同用餐的场所。“大厅”一般都布置得十分庄严，墙壁上悬挂着学院的院徽、创办人和历任院长的大幅画像。餐桌一般是木质的，除个别新建的学院外，分高桌和低桌。“高桌”（High Table）仅一张，两边是软垫靠椅，横放在长方型大厅里侧顶端的地板上。那地板类似舞台，高出地面几公分，“高桌”大概就是由此而得名的。院长、院士(能做导师的高级教师)们在此用餐。“低桌”（Low Table）则有若干张(根据学生的多少而定)，两边是硬木长凳，与高桌成直角，分排竖放在大厅里。这是研究生和本科生用餐的地方。在座次上，研究生坐得靠近高桌；本科生则按年级顺序，坐得依次远于高桌。虽经不断简化，但一般学院仍要求学生要在学院大厅用晚餐。用餐时十分正规，不仅要穿上学袍，饭前还要用拉丁文进行感恩祷告。有的学院在晚餐时，还只用烛光照明。每周只有一次院士(有的学院还允许研究生)可以邀请自已的客人到高桌来用晚餐。当然要预约，一般要提前几个月。

　　出席“高桌”上晚宴，机会难得。然而，能与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教授，也是该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崔占峰博士聚谈，更加令人神往。

　　“崔占峰，河北任丘人。1978年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工学院化工系，后在大连工学院化工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到英国从事博士后研究。1991年3月在爱丁堡大学任讲师。1994年10月到牛津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Reader(类似副教授)。2000年10月1日，被牛津大学正式聘任为工程系化工专业教授，时年38岁。崔占峰教授是英国化学工程师学会法人成员，英国国家工程委员会特许工程师（CEng）。主要从事膜分离、生物加工和组织工程等研究。”从这份不能再简单的履历中，我们足可以看出此人的不简单了。

　　说起来，我与崔博士是老朋友了。早在1997年底，因为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我与崔博士在牛津大学工程系楼前邂逅。那时我到英国工作还不满一个月，第一次独立带着一个国内考察团来参观牛津大学。同事帮我约好了一位向导(是位学联干部)，并说好在工程系楼前会面。我既不认识他，也没有带他的电话号码(因为觉得不会有问题)。但当我们来到工程系时，却没见到此人。那时正值十月底，秋风已经有点冷了。考察团员们坐在车里，我则焦急地在车外来回转悠。这时，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东方人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他穿着一件短风衣，个子高高的，年轻的脸上英气十足。在英国，我是不敢随便认老乡的。因为即便是一副中国人的样子，也可能会礼貌地回答你：“我不是华人”，或者即便是华人，也是“我不会说汉语”。但这个人主动向我打招呼，说看车牌号码知道我是中国大使馆的，并说他也是从国内来的，与使馆有过很多联系。他那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使我顿生“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我急切地说明困境，并询问他是否认识我要找的那位学联干部。他说认识，并说到办公室后，马上打电话和他联系。说着，他就急勿勿地走了，我们都没有来得及互通姓名。不久，那位学联干部风风火火地赶来了，并一再地为记错时间迟到而道歉。他告诉我说是“崔占峰博士”打电话通知他的。我这才知道，那位仅一面之交，但好心而守信的同胞的尊姓大名。我们的向导还告诉我，这位崔博士可不得了。他是牛津大学正式聘任的Reader。能得到大学的聘书(因为各系也可以聘任，但层次显然不同于大学的聘任的)，在中国留学生、以至所有的华人中都是凤毛麟角。我暗自庆幸，自已刚到英国就认识了留学人员中的这样一位人才。以后，也就格外留心与他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