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网消息:据日本《东方时报》报道,有种说法称,中国人其实也是一个喜欢迁徙的。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都是为了寻找适合自己的土地而不断奔走着。据官方统计生活在日本这个岛国上的中国人已达60余万。在日本的街头常常能够看到说着中国语的同胞。异国的天空下他们在为着各自不同的理想而辛苦奋斗着。是什么让他们告别亲人朋友,漂洋过海来到日本?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甚至是思维方式?是什么让他们在失去和得到之间难以取舍?
回家的梦天天做,回家的路不常走
居住东京的周先生近来和朋友们聊天时常常感叹“回家的梦天天做,回家的路不常走”。已经获得永驻身份的他今年50出头,20年前来自中国上海。和大多数来日华人一样,这20年的奋斗轨迹足够令人感到沉甸甸。从20年前只身一人来到日本,到现在自己经营一家不小的公司,在大家看来周先生是来日华人中为数不多的成功者,但是他却从不这样认为自己,他总说自己还在起跑线上,苦的是不能将前进的脚步停下来。
天堂里的地狱生活
1988年,30出头的周先生辞去在上海的教师工作,带着令他全家“倾家荡产”的20万日元来到日本东京寻找不知是否属于自己的梦想。
周先生对记者讲,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阶段经历了“文革”。那10年给他心灵的烙印太过沉重。因为父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周先生从幼年时就承受着同龄孩子所没有的压抑甚至是凌辱。年幼的他甚至质问父母为什么要生下自己来?那时候周先生便有了对死亡的幼稚理解。
文革期间周先生被下放到农场工作。在那里,年轻的他第一次为自己策划着未来的生命。他先把自己的寿命假定到70岁,之后再把这70年折算成秒。那时候他就感觉到了时间的匆匆和生命的短暂。
文革结束了周先生回到上海,在一家国有企业作教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为主导思想下的市场经济。此时正值青年的周先生仿佛看了到了命运的“曙光”。那时候出国潮刚刚出现了开始的萌芽。社会上也渐渐开始有“国外是天堂”的说法。周先生对自己这份教师的工作也不是不满意,但是当他看到学校里那些年老的教师,他仿佛看穿了自己所正在从事的这份每个月73元人民币的职业。对未来生活充满理想的周先生费尽周折得到了赴日本东京的留学许可。1988年周先生揣着当时几乎令全家“倾家荡产”的20万日元作为学费,独自踏上远赴东瀛的旅程。
刚刚来到日本的周先生感觉一脚踏入了不折不扣的“天堂”。现代、文明、友好、有序……此时仿佛所有的形容词用以描述眼前的日本都不为过。可是在一周过后,周先生就全然没有了身处“天堂”的快乐相反身处地狱,那时候总想自己为了寻找天堂才来到这里,可是来了才发现世界本无天堂。这是也是地狱,更可怕的“天堂里的地狱”。
生存是第一步的,初来日本的周先生日语基本是空白,只会自我介绍。那时候他每天都要出门找工作,他说:“只要见到‘募集’(招集)两个字,我就冲进去。进门就是自我介绍,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因为日语很差,所以日本人拒绝我时,我竟然都听不懂。直到人家向我摆手,我才悻悻离去。随着后来日语的长进,才知道贴着‘募集’的门面,不仅仅是招收工作者的,还有很多的是别的意思,有时候甚至是‘募集’房屋出租者。现在说起这些仿佛是一种笑话,可是当时这样的窘迫状况就切实地发生在我的身上。”
在来到东京四处碰壁的2周之后,周先生终于找到了一份清扫的工作。每天工作2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小时的酬劳是900日元。当时在日本来说,这份工作并不能算是酬劳最高的体力工作,但是在他看来这每天1800日元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他在上海做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所得。一个月过后,当他领到了赚到的将近10万日元。对于这第一笔收入,他只留下了自己的生活费,剩下的她全部都寄给了上海的父母,用来偿还他因来日本,家里所欠下的债务。
回家的脚步太过沉重
周先生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这个令他欢喜令他忧的国度为他打开了第一扇门。周先生也才真正地迈开了在日本奋斗的第一步,陌生的国度在他的眼前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周先生现在回忆讲:“来日本的20多年,我可以说打遍了所有能打的工。从清扫工到搬运工甚至是建筑工地上建筑工,当然也饱受了白眼和歧视,我在快餐店工作的时候,日本的高中生都敢欺负我挤兑我。起先几年所赚到的钱除了缴学费,剩下的基本都寄给了父母,改变家里的生活条件了。”周先生的家里的兄弟多,他寄给家里的钱对于改变家里的生活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采访中,周先生好几次都提到“我们这一代人在海外打拼,肩头上时时刻刻都有两座大山。一座是祖国,另一座就是自己的家族。”
周先生第一次回到上海和家人团聚是在来到日本4年之后,那时候他在日本的工作生活已经基本稳定。他清楚地记着第一次回国,几人和朋友们都把他当做是“英雄”。那样的感觉令他欣慰。
记者问周先生,为什么不回国发展?这样既可以继续自己的事业也可以与家人团聚。面对这个问题,周先生沉默了很久。
周先生告诉记者,这个问题其实从他来到日本的第一天就在“折磨”着自己。刚来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就想到了回家,但是那时候没有挣到钱,没有回家的“面子”。都说衣锦还乡,没有衣锦怎么还乡啊。周先生说那时候想钱想得发疯,那时候手里如果真的能有几百万日元,他就真的回去了,当然也就没有了现在。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正因为没有,才渐渐成就了现在的周先生。
周先生感慨:“我们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在这里打拼。其实就像是海面上的浮萍。我们的内心是孤独的。在别人眼中我们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们哪里成功呢?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事业什么时候可以说是成功呢?我只是比国内的我的朋友们多挣到了些钱,但是我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周先生告诉记者:“当年年轻,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去,但是现在看来,怎么能不回去呢?父母都在故乡且年纪一天比一天更大。但是一想到回家就迈不开这条腿,出来难,回家更难。要放弃眼前的一切,已经习惯了的一切,这要付出非常人的勇气的。”
周先生说:“有一次母亲生病,我回国看望。病房内,母亲的床前我抚摸着母亲打着点滴的手,望着母亲苍老憔悴的脸感觉既陌生又亲切。我的脑海茫然一片,感觉母亲离我很遥远,尽管此刻我就在她的床前。眼泪模糊了双眼,我在内心深处反问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不能陪伴在她的身边?自己这样不忠不孝,还算什么?”
“回国的梦天天做,可是回家的路却不常走”周先生无奈地讲。周先生对记者坦陈,自己无数次想过,回国创业,但是身边的朋友在回国后因为种种原因都纷纷“倒掉了”。我想现在的投资环境或许不适合我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故乡投资,或许要等到我终尽一生。对于理想周先生告诉记者:“现在看来,理想其实是最虚无的东西。当你感觉抓到它的时候,它其实正在慢慢变得虚无了,和亲人在一起是实实在在的,哪怕是在一起吵架都是实在的。在海外漂泊的人在别人看来,多的是钱,但是少了最重要的亲情。在寂静的夜里,我不敢去思考自己这些年在事业和亲情上的得失,这样的思考,无异于在煎熬我的内心。我常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出来?为什么逼我们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为了生活要背井离乡?为什么要远离自己的亲人?”
每当周先生回国时都要和自己以前的同事、朋友们聚一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做了官,随之而来的个人的财产收入也有了非常大的改观。只是周先生觉得他们很假很累。周先生向记者调侃:“相比较他们,我是站立在土地上的,他们则是站立在一纸任命书上的。所以我可以活得比他们真。”
在记者即将结束采访时,周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来到日本20多年,得到了很多但是也失去了很多。回顾这么多年周遭的经历,他感觉日本把他改变得文明了许多。他说如果没有在海外的这么多年他或许会没有现在的节俭的习惯,相反身上也许会多了些骄横的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