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贡献给加华移民史和华社的学者——黎全恩学术概论

　　毕生贡献给加华移民史和华社的学者——黎全恩教授学术概论

　　丁 果 石晓宁

　　前 言

　　加拿大华人移民史学者黎全恩教授在2018年6月辞世。古今中外，没有人能够改变这样的事实：研究历史的人，终究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身患癌症长达8年之久的黎教授，早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对死并不畏惧，在被诊断出癌症以后，没有消极悲观，而是积极进取，与癌症“共舞”。在这特殊的八年中，他遵从医嘱，只要出现新的癌细胞，就进行标靶治疗，从不愁眉苦脸。走遍北美四十多个唐人街、研究加拿大唐人街历史将近四十年之久的黎全恩，患病后并没有在休息疗养中度过，反而以更加达观的心态投入华侨史研究，创造了以工作来养病、养病为了更好研究的“生活模式”，并且继续到世界各地收集史料，不断有新作问世，可谓研究唐人街历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不是很多历史研究者可以做到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黎全恩教授不仅仅是加拿大移民史的一个研究者，他一生的经历，就是加拿大华人移民历史的一个缩写。他出生于广东(1937年)，在香港大学完成大学学业(1960年)，之后在港大取得硕士学位(1964年)。由于学业优异，获得英国联邦奖学金，前往伦敦政经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香港母校地理地质系任讲师。翌年在新婚后就移民加拿大，并定居维多利亚，并在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任教，直到2003年七月荣休。从移民加拿大到去世，正好半个世纪，他一生心无旁骛，教书育人，在加拿大唐人街历史研究上做出巨大贡献，获奖无数。难能可贵的是，黎教授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一个为保护唐人街四处奔走的行动者。鉴于他为研究、保护、繁荣加拿大第一个唐人街——维多利亚唐人街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被授予维多利亚市“荣誉市民”(1980年)，在英女王访问维多利亚时，黎教授亲自给女王讲解华埠的前世今生，让女王印象深刻。

　　黎教授的学术态度严谨，但不受“权威”光环的束缚，思想开放。更令人钦佩的是，黎教授在历史细节上观察入微，忠于史实。黎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就写下了他的成名之作《Chinatowns:townswithincitiesinCanada》(加拿大华埠发展史)，以及《TheforbiddenCitywithinVictoria》(维多利亚之紫禁城)，奠定了加拿大唐人街研究史权威的地位。不过，他从不以权威自居，而是与人平等相待，学术为尊，在学界，在社区，都是如此。

　　为了纪念黎全恩教授，我们以十年为单位，将他四十年研究的主要成果，做一个简要的学术编年史。因为我们相信，黎教授的学术生命将会长期延续，因为黎全恩将加拿大唐人街的前世今生载入了史册，而他的卓越研究也让他自己载入了史册。(注：为行文简洁，以下叙述中提及黎全恩教授，一律简称黎全恩)

　　黎全恩著作编年简史

　　黎全恩从20世纪六十年代起，共出版专著13部，与人合作编著3部。共发表论文359篇。其中学术论文56篇，有关加拿大华人、唐人街学术论文42篇。

　　一、第一个十年(1964—1973年)

　　黎全恩的学术研究和著述生涯，可追溯到他求学时期。在攻读硕士期间，黎全恩就开始了学术论文的写作。至1968年夏天，即他自香港移民加拿大之前，主要研究社会地理学以及香港经济企业等议题。1968年黎全恩应聘到加拿大卑诗省维多利亚大学任教，之后不久开始学术转向，进入加拿大移民史研究。

　　在第一个十年中，黎教授研究的课题主要在亚洲社会地理学上，其中又以香港地区的题目为主，在其31篇论文中，13篇是关于香港地区的研究，但是重点在社会经济的考察。如《杂乱无章：香港两个工业区》(1963)、《产棉周期与香港的纺织业：1899—1962》(1965)、《香港的小企业：与城市重建相关联的搬迁》(1973)等。1967年与D.JDwyer合著出版了《香港小企业：模式与制度》。

　　到加拿大后不久，黎全恩就开始涉足加拿大华人移民史研究。在学术方向转移的契机上，黎全恩曾经这样解释：因偶然看到了艾伦菲利普(AlanPhillips)的“操纵华人的加拿大黑社会”一文，感到西人世界不能完全了解华人社区，所以有不准确的判断，也可能由于种族偏见或对于加拿大的中国文化与社区的误读或忽视。可见，黎全恩是为了纠正英语世界对华人社会的学术偏见，而开启了他对加拿大华人、尤其是唐人街的研究，毫无疑问，黎全恩有着相当浓重的中华民族情意结，他要把真实的唐人街和华人社群呈现给英语世界。

　　有趣的是，黎全恩在学术上采取狭义和广义交叉的实证研究方法，同时也成为他作为保护唐人街历史遗迹的行动派的特征，这是他生涯中的另一大成就，并因此而获得加拿大勋章。换句话说，唐人街的历史研究，促使他坐言起行，参与到保护维多利亚(旧称域多利)唐人街的工作中。

　　1.“唐人街研究”著述的起点

　　1971年起，黎教授担任了域多利中华会馆的文化顾问，开始使用域多利中华会馆的原始档案，为他的唐人街研究提供实证依据。1972年发表的《域多利中华会馆：创建与职能》(唐人街研究的第一篇论文)、1973年发表的《华人试图不支持移民加拿大：从域多利一些华人档案的发现来看》c(第三篇论文)都是利用域多利中华会馆的档案文件来建立华人社区的数据，开展加拿大华人社区研究。

　　《域多利中华会馆：创建与职能》(TheChineseConsolidatedBenevolentAssociationinVictoria:ItsOriginsandFunctions)是黎全恩研究加拿大唐人街历史的开篇之作。该文对1884年域多利中华会馆的创建背景以及过程作了仔细研究，指出淘金潮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修建是华人来加拿大卑诗省的两个主要原因。1881年华人在卑诗省人口达到4350人(卑诗省总人口49459人)，而域多利华人人口在1884年达到1767人(1881年域多利总人口为5925人)，成为当时加拿大最大的华人社区。不过，黎文指出，当时因为没有领事级别的机构与加拿大省、自治领地政府进行交涉来反抗歧视华人的法案，有些纠纷要通过满清帝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来加交涉方可；同时，华人社区内部日益增长的犯罪、卖淫、赌博以及争端也需要成立一个类似的执法机构来管理，因此通过发动捐款，建立了中华会馆以及中华医院。根据中华会馆原始资料，该会1884年8月9日以“ChineseConsolidatedBenevolentAssociation”注册，并附有英文的章程。中文的章程更加详尽，重点在两方面，一是规定了会馆的宗旨与职责；二是会馆选举、财务审计制度；华社内部以及与西人纠纷的依法处理原则；社会福利等。会馆的正式落成则是1885年7月。

　　早期中华会馆的档案可以分成四个类型：一是抵制歧视法案与人头税的文件，一般是只要有歧视法案出台，就会有中华会馆集资请律师上诉。二是维持唐人街的秩序与平息纠纷。三是为华侨捐资救灾，范围不仅对祖国，还惠及世界各地的华侨。第四是建立了中华医院、中华墓园与中华学堂(后为华侨公立学校)。黎文特别提及当时华人的居住情况。针对域多利政府规定的人均居住空间不得小于380英尺，唐人街因拥挤的居住环境而屡遭查禁，但华人的贫困程度实无力符合当局标准，中华会馆采取消极抗议的策略，最终使得此项规定终止执行。

　　黎文在追溯中华会馆数十年前的重要地位之后，也指出时代变迁带来的变化，中华会馆的重要性在当今迅速衰落，主要由于以前的职责不再具有必要性。排华法已经被废除，华人不被主流社会所排斥。新移民与加拿大华裔年轻一代更经常地与西人社会融合，不必借用中华会馆作为传声的途径。黎文指出，域多利至今仍有很多华人社团活动，而中华会馆的主要职责集中在于管理中华医院、墓园以及侨校。

　　2.对加拿大移民历史阶段的划分

　　1973年，黎全恩发表另外一篇重要的论文，题目是《1858—1970年移民卑诗省的华人及时期划分》。该文将加拿大华人移民历史作了五个阶段的划分。

　　(1)淘金阶段(1858—1870年代)

　　1858年，菲沙河与汤普森河发现金矿，导致了第一批华人来到域多利，获得执照后就到了淘金场。由于缺乏普查，也由于人随矿走，华工人数具体难于统计。根据报道，到1860年，卑诗省估计有4000华人。1867年，白人与华人相加大概有15000—20000人，而原住民则有30000-40000人。到了1878年，也就是修铁路前，华人总数在卑诗省达到了大约6000人。

　　华人在卑诗省的移居路线沿河谷呈典型的线形——沿着菲沙河大小支流淘金坝附近安营扎寨。黎文指出，现今当地许多地名还是以中文命名的。华人的移居路线和人口增减，又与受雇于农场、伐木场、煤矿以及修路等机会相关联。1866年当“淘金热”过去，经济危机来临。在煤矿，华人接受比白人低的工酬，排华的情绪在白人劳工中开始出现，1872年，卑诗省的议员首次提出对进入加拿大的华人课以50元人头税的提案，但未被自治政府通过。

　　(2)修建太平洋铁路时期(1880—1885年)

　　1880年，联邦政府开始在卑诗省开始修建太平洋铁路，因经费捉襟见肘，承建公司开始雇佣廉价华工。1881—1884年，大约有16000华工来到域多利，沿着铁路线居住，从事各类职业。1884年，唐人街在卑诗省有三十多个，域多利时称大埠，大约有1800名华人。新西敏特(NewWestminster)称为二埠，有1680名华人。第三位是乃磨，另外还有几个如耶鲁(Yale)等曾经是“淘金热”的小镇。

　　在华人人口增长过程中，要求限制华人移民入境的呼声也开始出现。1881—1884年，大量涌入的华工令当地工人不安。而美国政府的排华法影响也波及加拿大。很多在太平洋铁路修建完工后的华工因为无法回到美国，被迫在加拿大接受低工资的工作，使得处于争取高工资罢工中的白人工人转向排斥煤矿华工。在卑诗省的压力下，加拿大自治领地1885年通过了对每一位加拿大的华人施以50元的人头税。

　　(3)限制入境时期(1886—1922年)

　　1887年，太平洋铁路修到了温哥华，使之随即跃居加拿大太平洋最大的港口，温哥华人口超过了域多利，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华人改从温哥华登陆，华人人口超过了域多利。华人也开始在菲沙河三角洲精耕细作，受雇于当地的农牧业，也形成了一批种植农民。华人在各地的定居使白人居民将之看成是竞争者。1901年后，人头税提高到了100加元，1903年提高到了500加元。

　　(4)排华时期(1923—1946年)

　　1923年“排华法案”(TheChineseImmigrationAct)通过，使得华人移民人数骤然下降。连永久居民或公民都不准许申请团聚移民。

　　(5)打分入境时期(1947—现在)

　　1947年5月14日，排华法案废除，加拿大接受华人团聚移民。1962年，新移民法通过，华人与其他国家的移民一样，可以通过打分移民。如今不仅在卑诗省，在加拿大其他地方也遍布华人。1967年，共有8万华人居住在加拿大。大多数新移民受教育程度高，他们与出生于加拿大的年轻一代移民一样，散居在白人社区中。虽然还有些孤寡老人住在老屋中，唐人街已不再是“避难所”，主要成了颇具东方情调的观光商业街。

　　二、第二个十年(1974—1983年)

　　该时期是黎全恩全力投入移民史研究和涉入维多利亚唐人街保护事宜的重要十年。他从1974年起开始担任维大副教授。1978年开始，黎全恩投入域多利市政府唐人街的遗产顾问委员会、唐人街翻新委员会的工作，并为域多利市政府规划唐人街未来而进行大普查。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受到社区和市政府的双重信任，故而从1979年起担任域多利市唐人街重建委员会主席。同时，他也承担了卑诗省博物馆域多利ManYuckTong中药铺的盘点整理。由此，他的工作形成了三方面的成就，一是写出扎实的实证研究论文，二是帮助唐人街的保护与重建，三是抢救了唐人街的重要文物。

　　因此，黎全恩在1980年获域多利市“荣誉市民”称号。1983年，他获任为维多利亚最重要的地区——萨尼奇(Saanich)的遗迹委员会顾问与建筑委员会主席。同时，他也担任历史悠久的华侨公立学校校董。1983年是黎全恩的获奖年。他获得了由总督EdSchreyer颁发的加拿大勋章，也获得了美国国家与本土历史协会的荣誉奖，表彰其对域多利历史遗产唐人街的保护与重建的杰出贡献。黎全恩所在的域多利华人社区，也给予他诸多的奖项。

　　在历史研究方面，黎全恩共发表了学术论文21篇，继续借助华人社团历史档案，作为加拿大官方华人人口统计数据的补充与细化，深化了有关早期加拿大华人人口构成与原籍地的研究。他在参与域多利市政府对唐人街的的未来与保存的规划工作同时，开启了他研究唐人街历史与建筑的课题。而在早期唐人街发挥重要领导力的加拿大洪门历史，也进入他的研究视野。当然，承续他在香港和英国的学术活动，关于香港以及中国的课题，也继续占据他历史研究版图的一角。关于香港以及中国的文章有《新疆的棉花种植发展》(1976)，《大生围住房计划论辩》(1976)，《香港米埔：投机型发展与环境》(1979)。

　　1.加拿大唐人街的研究与保护

　　从1975年到1979年，黎全恩发表5篇关于加拿大华人社区的重要论文，对加拿大华人社群进行了历史且相当宏观的探讨。其中包括《1880年早期加拿大华人的原籍与家族》(1975)、《1892—1915年加拿大华人原居地数据研究》(1977)、《20世纪中期加拿大唐人街的人口结构》、《族群》以及《华人对卑诗省的印迹》(1978)，这些论文有一个特点，均是在域多利中华会馆以及其他社团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数据。

　　域多利唐人街是黎全恩历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他身处其地，拥有最详尽的史料，并有历史与现实互动的巨大刺激，从而使他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详细独特，广受关注。

　　与域多利唐人街规划同步，黎全恩从1978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域多利唐人街、卑诗省华人历史研究的文章，有16篇之多，其中不乏首创性的研究，也有具启发性的重要观点。论文《华人在卑诗省的印迹》(1978)一文，总结了华人造就的独一无二的城市“飞地”——唐人街在卑诗省的四大显而易见组合印迹，并指出这四大印迹成为卑诗省景观中的一部分。黎在文中还疾呼，温哥华与域多利唐人街因为其历史悠久且仍然发挥着日常的居住功能而值得保护，从而可成为多族裔的加拿大一个鲜活的族裔景观。在《域多利唐人街建筑历史》(1981)一文中，黎全恩将发展的视角与实证的细节相结合，将域多利唐人街的建筑之美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写就在历史研究的字里行间。他还在单篇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卑诗省的建筑》。

　　黎教授给域多利市政府的报告，可视为是一篇独特的论文，它从保护历史唐人街的角度，阐述了唐人街作为生活居住和商业工作的“独特之城”面貌，为在现代市政管理下的唐人街要做的历史保护和今日发展，提供了平衡及有深度的规划意见，堪称典范。这系列报告有为域多利市政府社区发展部撰写的《域多利唐人街的未来：视角与观点的调查》第一卷：建议；第二卷：数据表；有为域多利首府地区医院与卫生计划委员会而做的《域多利唐人街的护理之家：需求调查》；有为域多利唐人街住房委员会撰写的《域多利唐人街：调查报告》，还有市政府手册《同济门：从理想到实现》、《域多利唐人街步行地图》。

　　在撰写论文和报告的同时，黎全恩为了保护唐人街而“不务正业”，在报刊撰文或写唐人街“科普”，呼吁《唐人街值得保留》(1979)，介绍《域多利唐人街的上城与下城》。更值得一提的是，黎全恩撰写的《一座华人移民的“监狱”》一文，记录了他亲自去对即将拆掉的当年移民局大楼(猪仔屋)进行抢救性的现场考查。这座起用于1908年的大楼，原来是拘留医院(DetentionHospital)，曾经是1909—1924年间华人从香港到达域多利，从船上直接进入加拿大的第一关。根据当时的规定，如果来加华人在那里被发现材料不全，即被拘押入大楼的监房，待下次船到后遣返。这些华人在墙上刻下了抒发愤怒与恐惧的题壁诗。黎教授抢救性地抄录了这些历史的呼喊，成为研究当年移民历史不可多得的资料。

　　2.加拿大洪门研究发端

　　值得关注的是，黎全恩在晚年出版了关于加拿大洪门的著作，研究的起点是在这十年之间。黎在此时期发表了三篇文章。1982年发表论文《加拿大致公堂对于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贡献》，对于洪门人士曹建武于1928年所记的《致公堂复国运动史》的手稿进行了研究。曹所记虽有舛误，但此手稿仍是不可多得的、关于加拿大致公堂历史的珍贵文献。除了这篇论文，黎全恩也在《大汉日报》上发表了《洪门与天地会的起源》、《谁是万云龙，传说中的洪门创始人？》两篇文章。也为安东尼·陈(AntonyB.Chan)的《金山，华人在新世界》一书撰写了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