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海归”女孩与一所村小的“命运”(组图)
是去？还是留？王虹迪纠结这个问题已有一段时间了。她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我是当局者迷，你是旁观者清。你说，我要不要继续推一推这个项目？”王虹迪所说的“项目”，指的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宣和乡培田村进行的“美丽培田小学”项目。上世纪末，培田村小学在“撤点并校”风潮中日渐式微，濒临关闭，苦苦挣扎中得到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支持。学校在与研究院的合作中逐渐恢复生机。如今，项目合约2年就要到期了，研究院是否续约？村小下一步的路怎么走？担任项目当地协调员兼副校长的王虹迪是走是留？还是未知数。一所村小的“命运”兴衰，为何如此牵动这位“海归”女孩？去还是留，为何令她如此纠结？
村小“命运”：耕读文化的兴衰
我去采访时，正巧虹迪回东北休假兼到研究院述职，第二天我们从北京同行飞赴厦门。虹迪有东北女孩的开朗、爽直，很快我们就如朋友般毫无距离感，她聊了很多“她的娃”们的事，饱含深情。
“有个小女孩，英语课文没背好，放学后我留下了她，凶了她两句，她就哭了。天瞬间下起雨来，我发愁说没带伞，小女孩突然天真地笑了，露出两颗小门牙：‘老师，我有伞！’眼泪还挂在脸上呢，我就笑话她：‘你应该幸灾乐祸才对啊！’孩子们特别可爱！”虹迪说。
从北京到厦门，再从厦门乘4个多小时大巴到连城县，离培田还有几十分钟车程。虹迪打电话叫朋友开车来接，正是晚饭时分，对方说已吃过晚饭，结果把我们送到培田，虹迪才发现听错了，人家还饿着肚子呢！“这个人情欠大发了！”虹迪苦笑着连连道歉，朋友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神情，笑着开车走了。周边同龄人不多，但滚雪球般一个认识一个，竟也组成了个小群体，有年轻教师，也有乡上的公务员，开车的朋友就是其中之一。“我不会让生活太单调，但是，前提是你先要走出去，主动去跟大家建立关系。”虹迪说。
培田古村位于闽西腹地，苍翠群山护佑着明清客家民居建筑群。苔痕斑驳的古牌坊、苍郁的百年大树、鹅卵石铺就的小道、绕村而流的清澈水渠，户户相连的高堂大屋可以看出其鼎盛时期的气势。
小学位于村南的山坡上。拾级而上进入校园，已经天黑，除了依山而建的“南山书院”古院落之外，还有两幢两层的教学楼。一间教室发出灯光，几位住宿生在上晚自习，看到虹迪出现，孩子们兴奋地问东问西，还“告状”替课的老师把某某同学弄哭了。
培田小学前身，是有508年历史的“南山书院”，是培田村吴姓祖先开办的私塾。客家人重教育，一代一代培田人在书院寒窗苦读、文武兼修、耕读传家，曾培养出238个举人、进士。1906年，培田村第19世祖吴震涛将之改制为现代学制的完全小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下设幼儿园、小学、初中，最多时有257名学生，很长时间都是当地教育的翘楚。
吴美熙老先生是培田村教育界的元老级人物，对村子的历史如数家珍。吴老从小在培田小学上学，教书多年，退休前的8年，被请回了培田小学当校长。退休后，老人一直为培田奔走，每次有领导、学者、媒体等来，基本都由他陪同作答。吴老校长回忆，培田小学的衰落，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与国家“撤点并校”政策同步。
“撤点并校”指21世纪以来，随着计划生育的持续和城镇化的加快，农村学龄儿童急剧减少，许多学校变成了学生少、条件差、质量低的“麻雀”学校。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撤销部分农村中小学，合并到乡镇中心校。这项政策意在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但是，随之而来的上学路远、校车安全隐患、辍学率回升、寄宿生心理危机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担忧。直至2012 年9月，国务院叫停这了一政策。
吴美熙介绍，2000年前后，培田村小的学生急剧减少，校舍荒芜破败，教师无心教学，操场杂草丛生，十几个孩子，还比不过草丛中觅食的几十只鹅：“真是满目凄凉！”吴美熙感叹。县教育局提出要撤并村小，但遭到培田村委会和村民强烈反对。为了保留这所学校，使村庄的人文血脉延续下去，他们四处奔走，筹集资金，游说生源，寻找支持。
培田小学的苦苦支撑，引起了教育学者的关注。2009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王丽来培田做了调查之后，撰文《一座村庄的教育血脉》，发表在2010年1月的《中国青年报》上，讲述了培田几百年的耕读文化，并对乡土文化断裂衰落的危机提出担忧，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引起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的关注。
2013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由当地政府部门、培田村委会、培田小学共同协商，决定将培田小学纳入县里教育发展统筹规划，培田小学加挂“21世纪教育研究院实验小学”，按“公办民助”模式恢复重建，这就是“美丽培田小学”项目。
研究院提出规划：用2年时间，通过课程改革和教师培训，提升培田村小的教育质量；调整学校管理；建立村社、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共同治理的多元管理模式；探索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相结合的道路。
寻找人生：“洋支教”与“土支教”
虹迪第一次来到培田，就喜欢上了山村的古朴、宁静。吴校长所说的“不适合年轻人”的乡下环境，虹迪不觉得。晚上她喜欢在村子里散步，仰望夜空的繁星，听流水、蛙鸣、狗叫。回到宿舍，读书、上网到深夜，上午没课就睡个懒觉。
她不像“副校长”倒像个“大姐姐”，宿舍的钥匙常常挂在门上，也不锁，我们在做访谈时，山间突然下起雷暴雨，虹迪想起外面还晒着被子，急忙冒雨冲回宿舍，被子却已经被陈运弘老师替她收回屋了。有一位孩子，看到虹迪周末常常吃泡面，就自己做了饭菜装好饭盒，悄悄塞给虹迪说：“老师，总吃泡面不健康，给你吃我做的饭！”
对志愿支教老师来说，需要适应单调的生活，更要适应当地的水土环境。有些人会浑身长满湿疹，山里雨季，衣服晒不干，有股霉味，下大雨有些屋子还会漏水。不过支教老师们却很知足，上海来的心理咨询师叶继英老师说，培田的条件比他去贵州支教的小学好太多了，尤其是食堂；扬州来的李先锋老师是位画家，下雨过后，他会带着孩子们逮两只小青蛙放到塑料瓶里，让孩子观察、画画。
来支教的原因，既是偶然，又是必然。王虹迪曾在澳洲8年，本科就读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虹迪说：“澳洲留学给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我在寻找什么东西，不仅仅是读书。那8年我一直在想：我究竟在干嘛？我看到很多外国人很小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然后一路努力，很坚定，他的生活让人羡慕，因为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投入的、热爱的；而中国留学生大部分要么毕业回家做家里安排的事，要么努力打拼为了在澳洲挣一个身份，谁都没有问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个冲击是很强的，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好多年。”
为此，虹迪读本科时还转了专业，从“会计”转到“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的课程让虹迪有了“洋支教”的经历——跟导师去给非洲裔难民的孩子上课，教他们最基本的英语和算术，三个月的“洋支教”让虹迪接触到不同文化和不一样的人。虹迪说：与难民孩子接触和在培田一样，孩子会感谢你，见到你会笑，用肢体语言表达他的感情，甚至会跟你讲他内心深处的事。这一切令虹迪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