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海归”女孩与一所村小的“命运”(组图)(2)
但“文化交流”似乎不是个能养活自己的专业。申请硕士时，虹迪接受现实，选择了“金融”专业。莫纳什大学金融学硕士毕业后，她在一家工程公司得到一份工作。但生活没有波澜、内心的空洞，让她依然找不到状态。父亲叫她回国，到家族的企业做事。但回国没多久，父亲却抱怨女儿不太懂人情世故，冲突之下，看到研究院招聘志愿者，一冲动，就来了培田。
我问她：“你选择来培田支教，与澳洲的经历有关？”虹迪说：“是，与孩子在一起的满足感、成就感，让我觉得我可能是在占孩子的便宜。因为在成人的世界里，你很难找到这种满足感，所以，他们给我带来这么多，我总在想，我可不可以留下更多？给他们更多？很急！有的时候真的很急！”说着说着，虹迪的眼睛又泛红了。
她说当初自己只是一腔热情来到培田，只想单纯地上课、教孩子，不触及更深层面的东西，所以只签了一个学期的合同。但半年过后，美丽的乡村，淳朴的孩子，让虹迪难以割舍。更重要的是，对孩子的未来和对学校发展的思考，让虹迪渐渐从一个“局外人”进入了“局内人”的角色。所以，续签合同时，她一下又签了3个学期。
虹迪希望看到他们的努力获得明显的效果。21世纪教育研究院倡导“全人教育”，当初，研究院认为，乡村小学较之城市小学更具有实现的优势。因为，乡村小学有山有水的环境，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提供了有利的教育环境；另外，村小学生人数不多，一个班才十几个学生，更有利于老师与学生互动。但是，虹迪最终发现，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
培田村村民们主要以务农和经商为生，我跟村民聊天，问他们让孩子上学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老实地笑了：当然是跳出农门、“脱了谷壳吃米”啦！一位村民这样评价研究院项目的“利”与“弊”：支教老师来后，他们全心全意地爱孩子，孩子们快乐了很多，见识也广很多，这是“利”的一面；但是，孩子们在“杂科”的课上放松了，快乐了，就不再愿意上“主科”了，也不愿意做作业了，成绩上不去，这就是“弊”。当地村民把语文、数学之外的图、音、美、体，包括英语都叫“杂科”，“因为升学不考这些。”虹迪解释说。
对当地教育部门来说，“应试”的硬指标是不能放弃的。那么，如何与学校合作？如何与教育局沟通？如何与村民沟通？“全人教育”的理念又该如何落实在实践中？虹迪的设想，是先保证“主科”成绩以后，再把该开设的图、音、美等课程开全，再把研究院的核心教育理念介绍给学校、老师、家长，调动当地老师的教育热情……
但现实远比理想困难太多。学生的功课成绩，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来基础就薄弱，需要一个过程，但有些村民不理解，他们认为是老师没教好，没有尽心。在这两年过程中，“全人教育”核心理念的传递没达到预期的效果。虹迪说：“因为我们介入不到语文和数学里去，这是他们死守的一个底线。他们要跟教育局交代，跟宣和乡交代、向领导交代，这是不允许有任何差池的。”
重振乡村教育：血脉延续有多难
对于村小的发展，吴美熙老校长比王虹迪更急。用吴校长的话来说，哪怕是当初的科举时代，也是“应试”与“生活”并举，培养的学生，做官、做生意，做手艺，都是能人干将，不像如今“死读书”。当年做校长时，吴美熙带学生上山、下河、种树、种菜，是名副其实的“生活教育”。但如今“谁都怕孩子出‘安全’问题，连爬山也担心出危险！学生们不了解校园外的世界，不懂未来发展需要知识、需要动手的本领，怎么会有学习的动力？！”吴校长说：“我希望，农村的学校没有围墙，能发展个性，让学生成为各方面的有用之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王丽的文章《一座村庄的教育血脉》中，描述了培田村耕读传家、尊师重教的传统。除了“南山书院”的科举教育外，培田村还有丰富的客家传统教育，比如传授农耕技术的“锄经别墅”、传授泥、木、雕、剪、编织等手工艺的“修竹楼”；甚至还有女子学校“容膝居”——教女子绣花、剪纸、制衣、做鞋，以及婚育、持家等本领，这部分乡土教育内容，正是学者呼吁要延续发扬的乡间文化根脉，也是培田作为文化古村的价值所在。
对“美丽培田小学”合作项目，吴校长寄予了厚望。2013年项目实施后，学校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校舍、校门、操场、厕所等硬件设施得到修整、改善、购置了书籍、教具等设备；第二，师资力量得到加强，除了从中心校调来几位老师外，研究院还配备了志愿者支教老师，教师由原来的5位达到了13位；并对教师进行师资培训，丰富了经验、拓宽了视野；第三，增设了音乐、美术、英语、手工、品德与生活等丰富的课程，让孩子们多元发展，快乐成长，也成了把周边村落孩子吸引过来的卖点。
项目实行的第二年，学生人数很快回升。至2014年8月，加上幼儿班，培田小学最高人数达到121人，原来的初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小。校园又响起了朗朗读书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显得充满生机。
但是，作为当地的教育专家，吴美熙很清楚，仅仅这些，是无法让一个乡村小学走得好、走得远的。下一步，他希望实现三个诉求，第一，用先进的教育理念，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获得学习的动力；第二，希望研究院对当地教师的培训能有更明显的效果，尤其是“主科”老师，让学生的“主科”成绩得到提升，缓解上级主管部门和家长传统思想的压力；第三，希望研究院能够推行一整套关于理念、实施、绩效考评的制度，激励当地教师成为热心乡村教育的骨干力量。但这些诉求，没有研究院的继续支持，是无法实现的。吴校长希望项目再续约3年，让这些诉求能初步实现。
“如果这个项目两年就结束了，他们撤走了，资金走了，人也走了，学校怎么办？”我问他。吴校长说：“那就半途而废了。”“为什么呢？现在不是学生已经回流了么？”我继续问。吴校长说：“人多不是目的。我希望打造出特色、亮点，不光把培田村100多学龄儿童留住，还要把周边的孩子吸引过来，这是第一；第二，要把这里变成乡村教育改革的一个范例，教育理念上要有大突破；第三，这里要成为乡村教育改革骨干的培训基地。这里的教师，一年、两年、三年以后，到外面去就可以担任校长，能带动一个乡、一个县的教育改革。”
打造一个乡村教育的“黄埔军校”！这是吴校长的宏愿。但是吴校长却不无懊恼地说：“我最后悔的，是当初没把学校管理的主导权交给研究院，正校长应该由他们来当，我们当地老师只做副校长，配合他们。我说了，研究院可以把培田当作一只乡村的‘麻雀’，放开手脚，大胆解剖、研究，以后再培养出十个、二十个、一百个‘麻雀’来！”
吴校长说：“最近村支部、村委理事会换届，新一届负责人应该把培田小学办好教育改革列入一个主要工作目标；第二，我们要在村里完善教育的董事会，保证办学基金，为学校的发展做坚强后盾；第三，一定要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为主导，我们协助，争取县教育局、乡教育局的全力支持。”
老校长的迫切心情，虹迪特别理解。但是，她也强调了研究院的初衷，是希望帮助乡村学校自己站立起来，而不是取代当地的教育。虹迪认为，目前双方的合作遇到了一些瓶颈，如果再继续做下去，肯定双方都需要调整。但到底怎么调整？虹迪没有很好的答案，有点焦虑。
2015年4月，在培田村第四届“春耕节”的“海峡乡村文明论坛”上，来自台湾一所山村小学的林蓉仪校长，分享了将原住民的布农族舞蹈与巴西桑巴舞结合，变成孩子们喜欢的“布农？桑巴”特色课程，并受邀到德国参加音乐节演出的经验，让大家深受启发。但是，怎样借鉴？怎样具体落实？虹迪急于获得答案。
当着记者和嘉宾，虹迪哭了一鼻子：“记者问我，培田以后该怎么发展？我也没有答案。其实我特别希望通过论坛，来了这么多学者、教育局的领导，我们能不能有时间深入讨论，接下去的路该怎么走？很多具体问题怎么解决？但是，好像论坛没有专门安排讨论，大家发完言就结束了，所以我就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