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京人艺的幕后英雄
“丁道长”啊,“丁道长”
上联是:“五颜六色新能做旧”;下联是:“七扎八捆假可乱真”。
横批是:“新旧假真”。
不知道是哪位“秀才”,给剧院的道具组写了这么一幅对联。如果仅从内容来看,情况确是属实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舞台上的大小道具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假的,也就是都属于自己做的,当时能够以假乱真才是搞道具的人之真本事。这与今天戏里需要一套硬木家具就从某某家具城买回来,再往台上一摆,真是有天渊之别。如果前者称得上是艺术家,那么后者大约只能算作是“采购员”了。
当时,道具组技术上打头儿的是一位洪吉昆老师傅,旧社会的时候他在裱糊行业里耍手艺,专门给办丧事的人家用秫节秆儿搭架子,糊出纸人、纸马、纸车、纸房、纸衣、纸鞋……,这些“纸活”先是在本家儿的院子里和家门口摆着,以显示家庭的地位和财力,专供街坊四邻和亲戚朋友们参观,等到出殡的那一天,再跟随着棺木招摇过市地送到坟地,最后在下葬的仪式中,随着本家儿的哭声、喊声一烧了之,也算是活人给死者置办的在阴间用的种种生活用品。洪师傅由于手艺出众,人缘儿又好,在老北京北新桥、东四牌楼和东单牌楼一带都是很有名气的手艺人。有一次,日本话剧团来华演出,临时提出需要一个青瓷花瓶做道具,主办单位着了急——一是没地方去找;二是找到了也怕给弄坏了。他们把洪师傅请了去,希望能帮助想想办法,他竟然一口答应下来由自己做。日本朋友问:“您需要几天才能做好?”洪师傅想都没想就说:“明天。”对方一下子傻了眼:“明天吗?!可是光做模子就要好几天的。”洪师傅摇摇头:“我不用做模子。你们给我画一个图形就可以了。”于是,日本朋友留下一张图形便不放心地走了。洪师傅仅仅根据图形,运用“捏、雕、刻、削、烫、画”的种种技法,很快把青瓷花瓶“克隆”出来。第二天,日本朋友看到了与图形丝毫不差的花瓶忙问:“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呢?”当他们得知是用普通草板纸所作时,连连摇头不敢相信,最后把花瓶拿了起来,在手上掂了掂才不能不叹为观止。于是,向着洪师傅低下头来深施一礼,以表示对这位技艺高手的万分敬佩。记得,当时《雷雨》里周朴园家中的全部硬木高档家具,看上去古色古香,闪闪发光,雕花刻纹,雍容华贵,都是洪师傅一手做成的。他的道具制作还在1956年中央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中,获得了舞台技术革新二等奖。
这里要着重介绍的是洪师傅的头头——道具组组长丁里。丁里的原名叫曹用礼,1948年作为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从国统区的北京城投奔解放区的泊镇,路过封锁线的时候,乔装成小商人需要改名换姓以求顺利通过,同行的另一位同志改名为“李丁”——就是现在仍然活跃于影视界的老演员——,他便得到了启发改名为“丁里”。一个“李丁”,一个“丁里”二人搭伴而行,丁里是个深度的近视眼,过封锁线时怕暴露学生的身份,赶忙把近视眼镜摘了下来,并且请李丁偷偷地给捎过去,可是过去以后两眼一片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瞎乎乎的找李丁也找不着,更不敢在封锁线附近久留,急得满头大汗,最后走出去一里多地,还是李丁主动找到了丁里,这才又把眼镜戴上。
丁里开始当了几天演员,大约是和近视眼有些关系又改了行。自从建国初期就从兼职到专职专门搞起道具工作来,一直到几年以前离休回家, 一干就是近半个世纪。据说,他现在又痴迷起集邮活动来,如同当年废寝忘食地热爱道具工作一样,又废寝忘食地热爱起邮票来。丁里是一位对道具工作着了迷的人,一天24小时(包括睡觉做梦)都离不开道具,剧院的同志都喜欢叫他为“丁道长”——丁道具组组长的简称,他也非常乐于接受这个有着褒义内含的绰号,有呼必应。
“丁道长”着迷于道具的制作和管理工作,能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此人可以花费一天一夜的时间,不吃不睡,一边琢磨,一边动手,反反复复,兢兢业业,把一张崭新的报纸硬是做成连使用它的演员,也看不出、识不破的,30年代的旧版《益世报》;
此人也曾经在《非这样生活不可》的演出当中,利用换景的几分钟,还专心致志地、细致入微地擦拭一座古老的立钟,而对大幕已经拉开而毫无知觉,硬是被落在舞台上,站在边幕旁的舞台监督只好惊慌地把他喊了下来。
我要介绍的主要是“丁道长”对于道具那极其浓厚的兴趣,虽然他在文章中也这样有板有眼地说——
“道具作为舞台美术的组成部分,对于塑造典型环境,反映时代气息,烘托演员的表演,增强其表现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舞台上,对每一件道具的运用和处理,我们都要反复思考、精心设计,使其在整体演出中与表演有机地联系起来。对每件道具的运用和处理,都要使之符合环境的特点和人物行动的需要,变为有生命力的东西。”
然而,我更喜欢“丁道长”在私下里和我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地大“侃”起道具来。
“丁道长”先是“卖关子”地问一句:“你知道《雷雨》第三幕里,鲁贵给二少爷周冲买回来的酱肉是用什么包的吗?”我想了想,没有吭声。
“那可是30年代的事儿。”我没想出来,只好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