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美国有了新家园，但是仍然神牵梦萦昔日上海弄堂式的旧居地。
    
    我家居住的弄堂名叫“福明村”，座落在成都北路与石门一路之间的延安中路上。它建造于20世纪20年代，听一些老住户说，他们在弄堂新建之初就乔迁此地。福明村在“老上海”居民的印象中，可算得上是一条名播远近的弄堂，群贤聚集，藏龙卧虎。有祖传中医名家顾筱岩，他的私人诊所门前接送病家的三轮车经常排满一条横弄；有德国留学的医学博士，西装革履，金丝边眼镜，令人肃然起敬；有越剧明星戚雅仙，常可见到她与另一位舞台搭档毕春芳亲如姐妹，手撑花伞，身穿旗袍，姿态婀娜地出入弄堂，引来众多越剧迷歆羡围观。当时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并不喜欢哭哭啼啼、咿咿呀呀的越剧，却入迷欣尝京剧艺术唱腔高亢、滚打腾跃的阳刚之气，所以即使越剧大名星擦肩而过，我也熟视无睹，并无丝毫敬慕之情。
    
    评弹名家周云瑞与我家是隔墙之邻，坐在阳台上就可以洗耳恭听到清雅糯甜的边弹边唱。我还铭记不忘有一个炎热的夏夜，居民们都端出板凳，摇着蒲扇，散坐在弄堂里“趁风凉”。忽然，弄堂口出现轿车，一伙人下车后迳直朝弄内走来。纳凉的人群都回首观望，不知道来者是何方人士？开道者便说：“梅先生来了！……”大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大名鼎鼎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大驾光临，激起一阵欢呼和私语，尚不明白梅大师亲自登门拜访哪位社会名流？
    
    那时候，我在念小学，和普通的小男孩一样贪玩，做完家庭作业或温习了功课以后，就会扔下书本和铅笔，一溜烟地跑到弄堂里去和小伙伴们玩耍做游戏，直至妈妈叫魂似地喊我回家吃晚饭。那个年代，我们只能因陋就简地玩打弹珠、抽菱角、顶橄榄核和刮香烟牌子，或者在方凳前促膝围坐，打扑克、对弈陆军棋。夏令时节，最好玩的是斗蟋蟀，大伙儿捧宝似地拿出泥罐，将各自的蟋蟀放入一个罐内，然后脑袋儿凑着脑袋儿一地“观战”，只见两个小虫子斗志昂扬，张牙咧齿，振翅嘶鸣，奋勇搏杀，惊心动魄，险象屡出，逗引得大家兴奋莫明，笑闹成一团。
    
    我家住在前弄堂，跟我玩在一块的孩子们大多数住在前弄堂，有时候也会为一丁点儿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和后弄堂的孩子发生冲突，于是骂山门、打相打、扔石子、玩弹弓，冲冲杀杀，争吵得脸红脖子粗。每当战败垂头丧气的时光，我们就会向万国伟哥哭诉，盼望他能够出头露面替自己撑腰助威。可是他巳经是高中生，学业繁忙，怎么能够和我们这些小罗卜头儿厮混在一起。他倾听了我们的诉说后，总是笑咪咪地激励我们：“别害怕，应该象蟋蟀那样勇敢些，这样人家就不敢欺负你们罗！”
    
    国伟哥的爸爸是万籁鸣，离我家仅隔几个店面开了一家“万籁鸣照相馆”。因此，我只晓得国伟哥是一位照相店的“小开”，却懵然不知他的老爸和两个叔叔万古蟾、万超尘，人称“万氏三兄弟”，竟然是首创中国动画电影伟业的开山鼻祖，在国际影展上获得殊荣的《孙悟空大闹天宫》，就是万籁鸣呕心沥血编导的经典杰作，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国伟哥有时会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玩，我发现他的家庭与众不同，看见桌子上摊着不少传神诙趣的卡通人物或动物连贯动作的设计图稿，不由喜出望外，激发起我对画画的浓厚兴趣。后来万老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聘请担任导演工作，举家搬迁后，国伟哥又远走高飞奔赴哈尔滨念大学，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可是与他的父亲偶有会晤。
    
    斗转星移，改革开放后，上海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巨变。为了兴建延安路高架桥，改善交通拥挤道塞路蹇，需要拆除部份商店和民宅，拓宽路面。等我返沪探亲，才惊喜地发现长虹般的高架桥巍然矗立，西通虹桥机场，东至黄浦江畔的外滩。同时，我也惘然若失地发觉，附近四条弄堂保留了一半，唯有福明村无影无踪，它和我所熟悉的徐重道中药行、正章洗染店、南北杂货铺以及新长发糖炒栗子商店一起消失于延安中路和成都北路交汇之地的城市绿地。这让我既欣悦又懊悔，为什么在拆毁之先，不赶赴上海，或嘱托家人，在旧居之前摄影留念，而让它抱憾无声地走进了历史呢？
    
    海归祖国的著名油画家陈丹青教授是我多年的画友。他的老家在相距我的旧居极近的石门一路的一条弄堂内，后来也夷为平地，新筑华厦了。当我们谈及故宅不存时，他得意淡笑地告诉我，他不但拍摄了自己家门的旧貌，而且把正在拆毁中的我住的弄堂建筑定格在他的胶卷里。2003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著作《多余的素材》，竟然将我居住过的弄堂房屋一角选作书籍封面的装饰，我凝望和触摸着昔日的弄堂，倍感熟稔和亲切，我要衷心地感谢丹青的有心和有谊！（来源：美国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