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90岁了，但我没有人们想像中的老态龙钟，我仍精神饱满，腰板硬朗，行走自如，总觉得自己只是年纪大了一点而已。
    
    只有在与人讲起自己1927年从缅甸回国读书、参加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在《新华日报》当记者等经历时，人们才会投来异样的眼光。也许人们对中国的那段历史感到陌生，也许人们对曾经发生的事情感到遥远，此时我才感到我的确是一位老人，我跨过太长的历史，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多的经历，而这些只有老人才拥有。
    
    其实我心中还蕴藏着一个美丽的故事，有时候我想把它讲出来。
    
    与陈姑娘一道投奔延安
    
    1937年7月，我在上海暨南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入学通知书还揣在衣袋里，上海就爆发了“8·13事变”，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上海吴淞口。我和同学们群情激愤，与上海市民一起奋起支援浴血奋战的19路军，当抵抗失败后，我不想在侵略者占领下读书，不做铁蹄下的亡国奴，决意回到缅甸，回到父母身边。
    
    在厦门，我遇见了同学蔡其矫，他在上海沦陷后也要回到印尼的家，我俩叙旧时，感到这样回家，会无所事事，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为自己的祖国做一些事。于是我们相约，各自回家，料理好家事后再一起回国抗日。
    
    回到缅甸，父亲执意要我协助他经营商铺，并把保险柜的锁匙交给我，这是家族里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看着父亲，我不敢讲出回国抗日的打算。
    
    我的家离仰光有200公里的路程，父亲是从事小商品买卖的华侨商人。虽然是商人家庭，但生活并不富裕，父亲为我读书，花费了家中许多积蓄，他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但我对经营杂货店一点都不感兴趣，心中想的是祖国的河山，想的是让日本人滚出中国，那时的我深感“忠孝难以两全”。
    
    1938年3月，蔡其矫如约从印尼来缅甸找我，我佯装送他到仰光，便不辞而别地离开了家，全家人都以为我一两天就回来，没想到，我这一走便是14年的离别，这14年父亲为我伤透了心，他以为我命归黄泉，早已不在人世。事后我才明白我的离别是他这辈子最最伤心的事。
    
    我们回国的旅途需在新加坡停留。一到新加坡，我便想起一个人，她是我同学的妹妹，名叫陈一平。
    
    其实我在上海读书时就认识她，当时她在上海爱国女中读书，休息日时，她哥哥常带着她与我一起游玩，从那时起，我对她就有着很好的印象。
    
    陈姑娘的家在吉隆坡，她离开上海后，孤身一人在新加坡读书。我在南洋女中见到了她，她一听说我要回国抗日，便兴奋起来，大声嚷叫着“我也要去”。在当时，所有的青年都把抗日当作人生中最重要的事，虽然很多人不能像战士那样扛枪上战场，但他们都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募捐钱款、宣传抗日等，但没有什么能比到国内参加抗战更让华侨青年兴奋的。
    
    陈姑娘与我一样，与家庭“不告而别”，但她把这趟“远征”秘密告诉了她的好友陈日梅，陈日梅也嚷着要跟我们去，我与蔡其矫磨不过她，只得答应。在从新加坡到香港的轮船上，挤满了回国抗战的华侨青年，甲板上，他们三五一群地聚在一起，有的在唱抗日的歌曲，有的伏在行李上写信，看着他们，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民族气息，一种不可战胜的钢铁般的勇气，任何人都会被那种激昂的情绪所感动，任何人都相信中国一定会胜利，日本一定会失败。在香港，又有一对男女同学加入我们的队伍。
    
    五哥“逮”住了陈姑娘
    
    到了广州，我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劝我们到延安，因为那里需要大量知识青年。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因我生病，我们的“队伍”暂时停留武汉，没过多久，陈姑娘的五哥便从马来亚寻觅而来。原来，陈姑娘的不辞而别，急坏了在吉隆坡的父母，于是就令她五哥全世界找她。
    
    无奈，我只能与陈姑娘暂时告别，我们几个人先行向延安进发，但我感到陈姑娘一定会去延安的，因为她有着一种顽强的性格，只要她想做的事，就一定会去做。
    
    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的精神却十分愉快，那里仿佛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抗日军政大学，我们住的宿舍是自己挖出来的窑洞，伙食是小米饭，菜是大白菜，八个人一大盆，那里没有饭堂，大伙都在露天的操场上用餐，当时我在想，如果下雨怎么办，好在陕北雨少，不像东南亚每天都有雨。
    
    一段时间后，我们华侨学员转到专门为我们开设的“陕北公学华侨学习班”学习，负责我们学习的是建国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富春。新的思想，新的认识，让我感到自己变了。
    
    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我独自一人坐在高高的黄土坡上，望着脚下静静流淌的延河，那种熟悉的思念又占据我的心胸，就在此时，从远处走来了一群人，他们沿着河边走，我看到了陈姑娘，看到了她飘逸的步伐，看到了她婀娜的身姿，我情不自禁从山坡上飞奔而下，脚下卷起浓浓的黄尘，就像脱缰的野马。
    
    陈姑娘的五哥也一起来了，和我们吃住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不同的是，他的身份是家属，是为陈姑娘陪读来的。我很钦佩她的五哥，一方面忠实执行父母的成命，另一方面又尊重妹妹的选择。
    
    有情人终成眷属
    
    3个月后，我们的学习结束，全班人到达武汉后就分散开，我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政工大队工作，当时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而陈姑娘与的她五哥一起南下，在广东参加了东江游击队。
    
    武汉沦陷后，我辗转长沙、桂林、贵阳，最后到达重庆。在桂林我参加了《新华日报》的工作，由于湘桂战役失败，我们随着大撤退到达重庆，继续从事《新华日报》工作，当时我是一名记者。《新华日报》是一份代表新兴力量的报纸，在“国统区”深受民众的喜欢，因此我们的工作充满挑战，充满危险。
    
    这时，有朋友来信告诉我，陈姑娘回到了马来亚，我便突发奇想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认识了一位与我一同工作的姑娘，她人很好，很关心我，我与她成了好朋友，希望陈姑娘也能认识她，并与她成为好朋友。我写这封信给陈姑娘，想试探她有什么反映。
    
    这封“试探”的信终于有了回音。一天，陈姑娘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在她的身旁还有两人，那是陪同她一起来的姐姐和妹妹。原来，陈姑娘收到我的信后，姐妹3人当机立断，从吉隆坡乘船到越南西贡，接着乘车到河内，之后搭火车到昆明，再经贵阳到重庆，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为的是我那封令她心急火燎的信。
    
    那以后，我们不但成了夫妻，也成了同事，再没有分开过，一晃就是63年。
    
    每每回忆这段历史，总觉得一种幸福要流淌出来，忍不住，真想说出我的爱。
    
    （来源：福建侨报。王孙静，现年90岁，缅甸归侨，离休前任职于福建省中国旅行社。）

90岁的王孙静老人有归侨老红军的美名
    


1947年王孙静（后排左三）与夫人陈一平（后排右三）一起回缅甸时与家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