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朋友，我免于饥饿
    
    我家在越南南方的堤岸市。1947年，母亲逝世后，我的家基本上就“散”了，我和弟弟长期住在学校，父亲在外闯荡，居无定所，但他总能准时把生活费汇给我的叔公，由他来管理我们的生活。叔公是个瘾君子，他一方面克扣我们的生活费，使我和弟弟妹妹常常断粮挨饿，另一方面欺骗父亲，说我们一切都好。
    
    幸好学校有位名叫许伟堂的同学和他妹妹许小丽倾力帮助我们，因为他家开粮铺，在其帮助下，我们艰难地度过了那段困苦岁月。
    
    后来，我和弟弟又由越南转到香港三育学校读书。在那里，我们同样过着没有家庭的生活，庆幸的是，我们又遇到一些好朋友，熬过那令人伤感的日子。
    
    其实生活苦一点并没什么，最让人难受的是，越是在这时我越是思念母亲，思念一年见不到几次面的父亲。我渴望有一个家。
    
    白蕉村姑娘林云棠
    
    1950年，16岁的我遵照父亲的意愿回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珠江军分区的武装工作队。参军成了我有生以来第一件得意的事。
    
    新中国刚成立，广东农村情况复杂，尤其我所工作的中山县一带，毗邻港澳，部分坏分子常利用其作平台，渗透到农村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为了有力打击这些破坏势力和活动，尽早建立农村基层政权显得十分迫切。
    
    就在这年的夏天，我们来到了中山县的白蕉村，这个村与澳门只隔着一道海湾。按惯例，我们每到一个村庄，首先要召开村民大会，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村级政权的建设，接着再分片动员，把建立政权的好处向村民宣讲。之后，工作队员还逐户地上门访问，了解每户情况，调查他们的收入来源，确定他们的成份。
    
    一到农村，从人们投来的目光，我感觉到我的军装背后蕴藏着一种力量。访贫问苦中，农民向我诉说时，他们的眼光和神情分明是在向尊严的国家诉说，他们并不因为我是一个剪着短发、稚气犹存的姑娘而有丝毫的轻视。
    
    白蕉村有一户人家引起我的注意，这家的男人早在十多年前就出洋，留下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女儿叫林云裳，云裳姑娘年纪与我不相上下。据说，原先这家男人出洋后还寄一些钱回来，后来连连战乱，使得通讯中断，生活没有了来源，无奈之下，她的母亲只能向地主租地种粮，日子过着十分艰难。
    
    在昏暗的屋子里，女主人和她的女儿相依坐在我们的面前。开始她们显得拘谨，当我们向她们讲述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受苦的民众在新政权的领导下可以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并且有自己的土地，无需再向地主租用土地，交纳高额的租金时，母女俩已不再那么紧张。当时，在贫困的农村里，与穷苦农民交谈往往能很快得到他们的认同，很快让他们说出知心话，建立深厚的感情。
    
    白蕉村的村级政权很快建立起来了，农会为农民减租减息，除掉恶霸地主等一系列有利农民的举措，大大激活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们个个情绪高涨，抓紧生产，踊跃交公粮。从他们的笑脸中我感觉到他们打心底感激我们，作为农民，再没有什么事比摆脱贫困、消灭剥削更高兴的了。
    
    林云裳姑娘显得格外积极，她曾读过几年书，有一定文化，加上有很强的悟性，成为村里骨干分子，村里的活动都有她的身影，大会小会都有她的声音，开会记录、民情普查、撰写公告、扶贫济困、开荒种地等样样她都不拉下，后来还当上了妇女会的秘书。她很爱和我在一起闲暇，向我打听外面的世界，我把学的一些知识以及国际形势告诉她，让她百听不厌。
    
    很快我们的工作队就要离开白蕉村，到另一个村庄工作。离开时，云裳姑娘依依不舍拉着我的手，我告诉她我会给她写信的。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漫长的书信往来，她在书信里说那些曾经提起的事在一件件地实现，让我感到宽慰。
    
    有好朋友是一生的幸福
    
    1952年我考上了部队学院，1954年毕业后在北京工作。这时云裳姑娘来信说想读书，我觉得应该为她做些事，于是每月寄一些钱给她。我想她一定是个成绩优秀的好学生，能为自己开创出一片人生新天地。3年后，她来信说结婚了。
    
    也许是缘份，以后的日子里，她知道我父亲在中山市的中学工作，便每次进城都要去看望我父亲，并称其为“五叔”，尤其父亲在被划为“右派”、“文革”被批斗期间，云裳姑娘都坚持看望父亲，就这普普通通的看望，却给一个孤苦伶仃，对生活几乎绝望的老人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有时候我翻开相册，回头看看走过的历程，许家兄妹和云裳姑娘的始终萦绕在我的心间，朋友是一种缘份，能和他们做一生的朋友，无疑是幸福的人生。
    
    （来源：福建侨报。何霭莲，女，越南归侨，现年70岁，退休前任职于福建省地质测绘院。）

1950年何霭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香港读书时何霭莲与弟弟相依为命
    


在广东中山市工作时何霭莲（后排右二）与武工队同事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