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回国是被迫的
    
    上个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东南亚，一时间，风声鹤唳，哀声四起，南洋各国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阴影之中，缅甸的局势也日益紧张。为避开日本鬼子的炮火，1942年初，当时在缅甸红十字会机构供职的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和其他乡亲，沿着滇缅公路，一路辗转，逃难回国。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像日本侵略者刺刀上的玩偶，被他们逼得从畹町、保山、昆明、安顺、贵阳、遵义、熄蜂，一直逃到重庆朝天门对面的江北，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才结束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缅甸仰光。
    
    滇缅公路在抗日战争时期是连接中国大西南与印度洋的重要运输通道，它东起云南昆明，经德宏、保山、大理，最后在中缅边境上的畹町镇出国到达缅甸的腊戌，与仰光公路相接。它蜿蜒上千公里，海外大量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条公路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的大后方。在当时，滇缅公路真是我们的逃生之路啊，一路上，逃难的人有的步行，有的乘坐用木炭作燃料的“老黄牛”车，扶老携幼，肩挑背扛，回到祖国的怀抱。
    
    东奔西跑的日子是辛苦的，还是恐怖的。当我们一家逃难到云南保山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了惠通桥，又炸了保山城，保山的国立华侨中学也未幸免于难，侨中的许多女生在那次轰炸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我最小的姨姨就是在那里被燃烧弹烧死的。
    
    逃难的几年时间里，我们先后在云南保山、贵州平坝等地生活过，父母忧国忧民，考虑生计、生存大事，孩子们就“清闲”了——苦难有父母扛着，又有父母的关爱与照顾，流离失所的日子竟也不觉得苦了，以至于今年已经60多岁的小弟弟（当时大概三、四岁）在我们叙旧时竟称：在西南时的生活他觉得挺快乐的。（父母地下有知，肯定得训斥他几句。）
    
    是啊，父母像一把大伞为我们挡风遮雨，抚平我们惊惶失措的恐惧心情，使我们的童年逃难生活不至于阴暗凄惨，而周遭变幻的风景，则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在我们那段晦涩的记忆中留下了几个生动的画面……
    
    看苗民“过节”
    
    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在贵州平坝的那些日子了。那时，父亲远在重庆，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台阶般排列的孩子在离贵阳不远的平坝县住了下来。平坝是茅台酒的故乡，但儿时的我们更在意的是饭桌上有没有令我们垂涎三尺的肉。都说贵州是“地无三里平”，而平坝就如其名，是个相对开阔平坦的地方，在那里，河流纵横交错，零零星星的小山包有的像海螺、有的像馒头、有的像草帽，点缀着那片美丽而又贫困的土地。
    
    母亲租了当地一个大地主的仓库作为我们的临时居所。当时，我大约十一二岁，战争让我失学了，我只好把精力放在“社交”上。很快，我就与周围的新邻居混熟了，他们也都很喜欢与我这个小“番仔”玩，有什么好玩的事都不忘让我凑一份。跟新朋友们去看苗族歌舞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
    
    贵州除汉族外，还是苗族、布依族、侗族等17个少数民族的世居地。在平坝，我见得最多的是苗族，他们都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偏僻山区，但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压垮他们，他们频繁地聚会，用歌声、舞蹈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战胜困难的信心。歌舞好看，去看歌舞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苗民大都居住在远离城区的山沟沟里，贵州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干”，地理条件之恶劣令人难以想像，那路简直不能称之为“路”，而应该叫作“烂泥潭”了，现在形容“干脆”常用“拔腿就走”，而我当时“拔腿”却是没法就走的，没到膝盖的烂泥每走一步都需要很大的力气，通往苗寨歌会的路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烂泥路的。可当时，为了去看苗民的歌舞会，我什么都顾不上了，一旦有人告诉我，今天又有歌会了，我撒腿就跟着跑去了。一路上，还不能掉队，还不能太慢，掉队就找不着方向，太慢则可能白费功夫——到那儿人家早结束了。
    
    辛苦还是值得的，单是观赏苗家女子极富民族特色的服装，就足以让我感到欣慰的了。多少次，当我看着那些苗民身着华丽的民族盛装，载歌载舞，那五彩斑斓的服饰，抑扬顿挫的歌声，叮咚作响的银镯银圈，无不在我的记忆中熠熠生辉。还有他们的“芦笙会”、踩花山等传统节日中，年轻男女对歌、赛马、斗牛摔跤，精彩的场面常常迎来看客们的阵阵喝彩……这些美丽的插曲大大丰富了我的童年生活，给我那段背井离乡的日子增添了些许亮丽的色彩。
    
    “大头菜”风波
    
    在缅甸，我们家的经济不算富裕，但衣食住行还是过得去的，母亲基本不用为我们的生计担忧。但在那段逃难的日子里，父亲远在重庆，只是隔一段时间寄一次生活费来，母亲与天底下所有忍辱负重的母亲一样，担负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她学会了腌咸菜、纳鞋底，用自己的辛勤劳动维持着我们的生活。
    
    母亲只会讲缅甸话和闽南话，这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麻烦，没想到，这缺憾在特定的环境中却为我们赢来了一场意外的“胜利”，只是在我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疑惑与不解：为什么中国人会怕洋人？
    
    还是在平坝吧。那是一个赶集的日子，我陪母亲去集市上采买日用品。母亲跟所有的“番客”一样，是个讲究仪表的人，她把自己和我的周身都拾缀得一丝不苟。集市很小，但人很多，那些苗民们有的带着山上采来的榛子、新鲜的金针花、刺梨，有的挑着砍来的木柴，有的带来山上采的韭菜，一担担，一筐筐，把集市渲染得热闹非凡。我们在集市上逛了一圈，看中了一个山里的汉子挑的一担水灵鲜嫩的大头菜。父亲刚刚寄来一笔生活费，在那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母亲要精打细算才能维持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生活。母亲决定买下它们——腌了以后可以吃上一段时间。我充当翻译，帮母亲砍好价钱，母亲准备付钱了，那汉子却突然反悔，好像被我们占了大便宜——他硬要把价格往上提。面对一个精壮敦实的大男人，母亲一个妇道人家，带着一个小女孩，语言又不通，情急之下，缅语、闽南话一起上，那汉子先是一惊，再看我和母亲虽不算华贵但清清爽爽明显异于当地人的装束，口里叫着“洋人”、“洋人”，慌慌张张地拿了我们的钱就跑了。
    
    我和母亲倒是愣在那里，被前后几分钟的变数搞得一头雾水：我们明明是正宗的华人血统呀，为什么几句“洋话”、一身“洋服”就让他们如此害怕？这到底是为什么？！
    
    ……
    
    往事如烟，往事也并不如烟，我用经历的几个生活片段记录那段不寻常的历史，也记录我如歌的年华。
    
    （来源：福建侨报。陈秀銮：女，现年73岁，1952年从缅甸仰光回国。1987年从福州下杭小学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