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翻到一本写华侨史的书，看到许多华侨当初为生活所迫，远渡重洋，背井离乡，成为异乡异客，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只是我又回来了，从华侨变回了归侨。我常常会想起我的童年，我的过番史也许就是许多有一样背景的人的缩影……
    
    我的老家海南文昌孔铎村是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村子里只有十几户人家，高高的椰树林间几条羊肠小道通向外面的世界。母亲守着几亩薄瘠的土地，闲暇时替人家放牛，日子虽过得紧巴巴的但还算平静；日本鬼子来了之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母亲带着我东躲西藏，甚至躲到了刺竹丛中的地洞里，恐怖就像一支悬在我们头顶随时可能落下的利剑，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少小离家
    
    1939年，我也就五六岁吧，老家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趁日本鬼子“扫荡”的风声不太紧，再加上在南洋谋生多年的父亲托人捎回了一笔钱，我和母亲就跟着水客和乡亲们，踏上了漫漫“过番”路。
    
    母亲为“过番”足足准备了半个月。到了启程的吉日，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带着我上路了。她挑着一个藤木箱和一个大箩筐，藤木箱里是我们的全部家当，箩筐里坐的就是我。当然，母亲早已在箩筐里放了十几粒剥好的椰子和椰松——椰子供我路上解渴；椰松则保持柔软，保护我的小屁股。
    
    我坐在箩筐里，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无限的憧憬，好久没见到爸爸了，他会给我买许多好吃的东西吗？“番”在哪里？好玩吗？那里也有日本鬼子吗？
    
    我的问题太多了，母亲都回答腻了。太阳越来越猛，母亲走在沙土路发出的“沙沙”声，像有节奏的催眠曲，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觉醒来，我还在筐里，太阳还在头上，母亲还在走那没完没了的小路。那弯弯曲曲的沙土路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啊！母亲随着乡亲们一路奔走，实在累极了，大家才在路边歇一歇，吃点东西，就又赶着上路了。穿过一陇又一陇的田间小路，翻过一坡又一坡的黄土路，在天将黑的时候，我们终于来到了海口。
    
    天堂过客
    
    海口在我的眼里简直就是天堂了——当时的海口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既是海南对外贸易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华侨华人出入境的口岸，英国、法国、德国、挪威等也在海口设立了领事馆，各国商贾、商业公司为了倾销商品，也都在海口兴建洋行、设立了办事机构；连那里的建筑物，都洋里洋气，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尖顶、拱门的建筑，镶嵌着白色浮雕，还有背着丘比特爱神之箭的可爱“小天使”，让我们大开眼界。可我们既没有闲钱，也没有闲心，只是这浮华城市的匆匆过客。
    
    “荒岛”体检
    
    几天后，水客发话，母亲就带着我跟着乡亲们坐上小舢板，向大海深处的一艘大木船划去。大木船先把我们载到一个叫“西营”的小岛上，接受体检。在那里，一群穿着黑色制服、盘着黑色长发、皮肤黝黑的外国警察连说话带手势把我们大家带到一块草地上，按性别分开，女的只围下身，站第一排，男的只穿三角裤，站第二排，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则光着身子站在最后面。几个警察在我们四周巡看几次，又对着每个人的脸部、四肢和皮肤作简短的按摸和观看，体检就算通过了。在小岛上又住了几天后，随着水客“上船啦”的叫声，我们又坐上原先的那艘木船，继续我们的过番之旅了。
    
    海上之旅
    
    大木船能坐二三十人，船舱被分割成小小的床位，有上下两层，水客把我们母子安排在靠近船尾的地方，在随后的日子里，小小的隔层就是我们的家了。木船上装了马达，发动起来震耳欲聋，我心中却充满了对它的崇拜：你看，在它的带动下，我们的船跑得多欢呀，水花翻溅，岸边的景色飞快地向后隐去——我很快就可以见到我的爸爸了！
    
    大木船有自知之明，只是沿着北部湾向越南、马来西亚方向前进。刚开始大家还都挺新鲜的，海风轻轻吹，海浪轻轻打，有海鸟在木船周围上下翻飞，最美的要算海上落日了：夕阳慢慢收敛白日的万丈光芒，蔚蓝色的天空先是变得色彩斑斓，接着晚霞自淡而浓，由橙红、橘红变幻到玫红，以我小小的年纪都惊叹于造物的神奇，沉浸在夕阳西下的无限魅力之中了。
    
    天空、大海、云彩、夕阳，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外围，可很快，初时的兴奋还未退尽，我们对大海的向往就变成了恐惧，因为我们的生活内容只剩下了两个字：晕、吐。大海就像是个喜怒无常的孩儿，刚刚还与我们愉快地嘻戏，倾刻却大怒翻脸，兴风作浪，把我们整得死去活来。母亲和我都晕船，我们巴不得船快靠岸，快点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可每次靠岸，都是失望：那是船取水添粮，增加补给。兴奋还给了兴奋，我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天空中变幻的云彩，美仑美奂的日出日落都不能再吸引我的眼球，我觉得难受极了，妈妈也一直吐，但她还是鼓励我，告诉我很快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痛苦的日子持续了有20多天吧，终于，有一天，我听到了最动听的一句话：“快，快起来，我们到了！我们到马来亚了！”
    
    我就像逃一样离开那艘大木船，踏上了马来西亚的土地。当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这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意味着我从一个中国人变身为一个海外华人了。从此，我也是一个“番客”了。
    
    第二天，水客带着我们，坐上一辆开往万津埠的啰喱车（货车），几个小时后，在万津埠的同利茶室，我见到了分别已久的父亲。我们一家终于团聚在那个陌生的国度了。
    
    在那兵荒马乱、烽火连天的时代，又有多少人出于和我们一样的原因，离家去国，漂泊异乡？！
    
    (来源:福建侨报。陈杰庄，男，1935年出生，马来西亚归侨，退休前在致公党福州市委会工作。)
    

 1953年4月在吉隆坡。

   1952年吉隆坡精武合唱团在精武大厦合影（杰庄在后排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