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之恋
黄慧明/口述 林小宇/整理
随父亲“归根”福州 福州有句民谚:“七溜八溜不如福州。”这句民谚说明福州人眷恋故土热爱家乡的恋乡之情。 我祖籍福州闽侯县上街候官村。父亲早年南渡印尼苏门答腊岛的直名丁宜埠给人家打工。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在这个小埠上开了一家咖啡店。父亲事业有成,生活安定了,我6岁那年随母亲赴印尼和我父亲团聚。在国外那段时间,我家的日子过得虽不是红红火火,倒也还过得去。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一年,父亲患了一场大病,久治不愈的他最担心客死他乡,每天叨念着要回家。也许就是这个特有的信念支撑着他的生命,终于使他的病得以痊愈。病好后,父亲“叶落归根”的思绪并没有减弱,1948年春天他把咖啡店盘了出去,便携妻带子回到了日夜眷恋的家乡——福州。 从小资到小贩 一踏上故乡的热土,父亲就踌躇满志地筹办商铺,几经努力在台江排尾码头边上的米店终于开张,约有30平方米的店面,这在当时福州的商铺还是小有规模。没过多久,千疮百孔的国民党政府使得经济全面崩溃,通货恶性膨胀,上午还可以买一斤大米的金圆券,到了下午就买不了一盒火柴。父亲虽有点经商经验,可从来没有遇见这种阵势,招架不住,米店给折腾倒闭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只好在台江三保摆摊卖水果,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家由小资产阶级变成了小贩。 在印尼,我也算是个华商家里的“大小姐”,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疼爱有加,早早为我准备过一些嫁妆。回国后,父亲生意失败,我的嫁妆被变卖一空。 当了保干事 苦难日子一直熬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在这年冬天的一天,有一位名叫王国政的年青人来到我家,他20岁左右,身着灰色军装,头戴八角军帽,他是台江区人民政府的社会调查员。新中国刚成立,福州市政府为了了解民众疾苦,宣传国家的政策法规,组织了一批干部进行社会调查。王国政负责调查的居民区正是我所居住三保三捷透地区,他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新中国的政府工作人员。面对这位年青人我没有丝毫的羞涩,我向他倾诉了许多苦衷,道出自己愿意出来工作想法。而他一直耐心地听着我的诉说,眼里闪着炯炯的目光,这目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十分赞赏我要求工作的勇气,表示要将我的要求汇报给政府。那时新政府需要大量的干部,因此鼓励社会上有文化、思想进步的年青人出来为人民服务。从那以后,他时常到我家,在与他的交流中有一种甜美的感觉弥漫着我的心田。 一个晴朗的日子,王国政领着我到台江区公所见区长,在区长面前我勇敢地提出工作的要求。不久,我正式成为台江区的保干事,其性质与现在的居委会干部相同,那时保干事的“俸禄”每月只有60斤大米,尽管“俸禄”低了点,但至少可以贴补一些家用。 空袭中的“恋歌” 国民党军队虽然溃逃到台湾,但仍时常对大陆进行空袭骚扰,1950年元宵节后的一天,国民党飞机轰炸我所居住的三保三捷透周边地区,整个三保燃起冲天的大火,我家被烧得精光,陷入了赤贫境地,全家人只能与几百名难民一起栖身在白龙庵庙里接受政府救济。这个打击对我实在太大了,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回国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家不仅从商人变成了小贩,现在又沦落成难民。这时王国政来到白龙庵庙找我,见到他,我含着眼泪对王国政说,“我们结婚吧!”我的话却把王国政难住了。他虽然喜欢我,但在多次交往过程中从没有涉及到感情问题,更没有触及“谈婚论嫁”话题。 没想到反对我们婚事的竟是我父母,他们嫌他家境贫寒。王国政家的确很穷,母亲是环境卫生工人,弟弟外出当学徒,姐姐嫁的也是穷人家;王国政是国家供给制干部,没有可养家的收入。而我父母早有意打我的婚事主意,想借此使家庭经济“翻身”,在家境沦落后他们给我物色过一个台江码头的水手,这水手虽不富裕,但还有几个钱。可我对这个水手始终没有好感,几次见面都被我拒绝了。现在我提出与王国政结婚的事,老俩口气得七窍冒烟,母亲还为此吐过血。他们非得拆散我们不可,为了让我与王国政断绝往来,逼着我到政府去辞职。区领导知道我父母要我辞职的原因是我们自由婚姻,便拿出新颁布的《婚姻法》告诉我父母,过去父母包办婚姻的时代已过去了,政府尊重自主婚姻。父母在终于在《婚姻法》面前低头了,但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条件,要王国政办出一个“体面”的婚事:三桌酒宴10块大洋。10日内做不到,女儿嫁给别人。 父母的“条件”分明将王国政一军,逼我俩“孔雀东南飞”。然而,爱情的力量激励了王国政不屈不挠地奔走,在亲友大力帮助下他终于打赢了这一争取婚姻自主的“爱情”战。1950年的6月18日台江区区长江彬为我们主婚,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我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我不再是家里柔弱的小姐,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婚后我们的日子虽然还像先前一样清贫,但我们之间总是充满着恋人般的甜蜜。每当与王国政牵手而行时,我感到这辈子再没有能让我们分开的力量,我们可以面对任何困难和艰辛。 夕阳温馨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与我的爱人没有分开过,我随着他,他伴着我,最后我们因工作关系调到浙江,在那里我们幸福的“小窝”里添了4个“千金”,这又增添许多的生活内容。当她们一个个“飞”出后,我们也离退休了,这时有一种新的恋情出现,强烈地眷恋家乡福州,冥冥之中有和我父亲一样要“叶落归根”的感觉。1985年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我们又回到了福州。为了在福州找到一个“立足之地”,我们在屏山龙峰村买了一间废弃的牛棚,再把它改造成小屋,为偿还建房债务,老俩口“下海经商”,在屏山屏山农贸市场摆起了豆腐摊,几年下来还清了债务,我们就“金盆洗手”了,在温馨的小屋里品味着由陈年情感酿造出的幸福。 我与福州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无论是福州相恋,还是眷恋福州,这都是浓浓的情感,脉脉相牵的缘分。 (来源:福建侨报。黄慧明,女,印尼归侨,现年75岁,退休前任职于浙江温州矾矿。)
 回国前的黄慧明。  黄慧明与王国政在福州的结婚照片。  在浙江温州,黄慧明成了4个女儿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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