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素有爱国爱乡、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早在上世纪初，就有海外华侨积极募捐，支持革命志士反清反封建斗争的义举。先贤陶成章为筹集革命经费，数下南洋，奔走呼吁，一次由日本到新加坡，因缺乏盘缠，以煤工劳动代替船资，华侨仰慕其为人，捐助大量款项，陶成章节俭如故，从不染指一分，传为历史佳话。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早年加入同盟会，积极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期间，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把南洋各属1000余万华侨组织起来，筹集巨资援助祖国人民抗日，在他的带动下，曾出现华侨毁家纾难、舍身救国、鬻子助赈等可歌可泣的壮举。陈嘉庚更毕其一生心血，在家乡厦门集美等地倾资办学，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抗美援朝期间，华侨捐资购买飞机大炮、医疗器材更是屡见不鲜。华侨对世界和平和进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卓越贡献有口皆碑，功不可没。
    
    绍兴市是浙江省的重要侨乡之一，现有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约10万余人，分布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重点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新中国建立前后，绍兴籍华侨港胞常以捐款赠物的方式，在家乡修桥、铺路、造凉亭、施茶水、赈灾济贫、扶老助残等，虽数额不大，但造福一方，颇受乡里称道。“文革”期间，华侨港胞有“家”难回，捐赠工作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落实了侨务政策，华侨港胞的爱国爱乡热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捐赠工作从此走上了稳步发展之路。
    
    对华侨港胞捐款赠物支持家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界人士颇多关注，高度评价者有之，积极追随者有之，歪曲误解者也有之，有的人一提起华侨、港胞，就很自然地把他们与“老板”划上等号，认为他们捐款赠物，是因为钱太多了也来得容易。囿于篇幅，本文仅就华侨港胞捐赠者的心态、新时期华侨捐赠工作的特点、当前捐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发表一己之见，一为华侨港胞捐赠正名，二向社会作些宣传工作，三在理论上作一点思考和探索。

    
一、 华侨港胞捐赠者心态分析

    
    凡事皆有因由，华侨港胞捐赠也不例外，他们自愿捐款赠物，其行为势必受到一定心态的驱使。笔者联系绍兴市实际，初步归纳为以下六种：
    
    1、崇拜型。绍兴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代有名人，灿若群星，不少华侨港胞出于对乡贤名士造福桑梓义举的崇敬，仿而效之。先贤经亨颐由浙江省教育长辞职，本着“育我虞英才”的宗旨，回乡动员富商陈春澜捐资20万银元创办了上虞“春晖中学”，自任校长，荟萃了一大批名师硕彦，遂有“北南开、南春晖”之美誉。先贤吴善庆捐资10万银元建造绍兴县州山“善庆学校”，免费吸收当地贫苦子弟入学，并捐资造桥赈灾、施医舍药等，深得乡人敬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侨港胞在家乡捐资办学蔚然成风，仅绍兴、上虞两地的侨建、侨助中小学校就有51所，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先贤的影响。以卖蟹卖茶叶蛋为业的上虞籍港胞张杰先生，倾其积蓄和毕生心血先后在家乡办了14所学校，累计捐资达1100多万元，但全家一直过着近乎清贫的生活，赖以支撑门面的是向人租用的仅有6平方米的一个楼梯间，自嘲为“睡地板的老板”。张杰曾经说，过去只有陈春澜那样的富商才能办学，现在我也办到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2、回报型。华侨港胞大多有过曲折坎坷的经历，一旦生活条件好转或功成名就，首先想到的是报答曾有恩于他的人，进而回报祖国，回报社会，回报家乡。诚如一位侨胞所说，家乡对我们有养育之恩，我们对家乡有反哺之德。
    
    港胞章传信先生，自幼失怙，“文革”中其母被扫地出门，使他有家难回，侨务政策落实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旅港同乡并率先捐资办起了全市第一所侨校——绍兴县兰亭紫洪爱国学校。多年来，章先生殚精竭虑办学校、兴公益，促进港越经济文化交流，把毕生心血融入家乡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旅美侨胞陈先生，其父解放前系开明人士，但在土改时被错杀，房产也被没收，“文革”中国内亲属又因其“海外关系”受到牵连，拨乱反正后，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政府落实侨务政策，发还了他的房产，深明大义的陈先生在感谢之余当即表示，将落实政策的全部款项捐给家乡，用以设立助残扶贫的专项基金，乡人至今传颂。
    
    3、积德型。积德行善，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时至今日，仍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古人云：“积财予子莫如积德予子。”许多华侨港胞认为，财富有价，德行无价，故他们为家乡做了好事，不喜张扬，不图回报。
    
    印尼排华后定居香港的周孟兴先生，从不沾烟酒，出门住小旅馆，带着饭盒挤巴士，经常教育子侄辈要珍惜财物，不可铺张浪费，然而对公益事业却一掷千金，有求必应，一生广行善举，在家乡造桥、铺路、建凉亭、办学校，多年来乐此不疲，受惠遍及故乡周围10多个村，人称“慈善老人”；弥留之际，他执意要人用竹椅抬着他到处转转看看，念念不忘的仍是家乡的公益事业。祖籍绍兴的港胞郑增宝先生，一生节俭，从不乱花钱，1986年以耄耋之年回乡定居。他想，自己老了，有女儿照顾，生活还过得去，但农村条件不那么好，毅然将香港卖掉住房及养老的大部分钱捐赠给家乡，先后建造了3所小学和1个敬老院，自己却与女儿挤住着一套设施简陋的公房。有人说他有钱不会用，有福不会享，他淡然一笑：“人活一世，总是积些德好，知足者常乐。”
    
    4、怀念型。出门在外的人总会思念亲人，思念家乡，这是人之常情。华侨港胞长年漂泊海外，举目无亲，爱国思乡之情更非常人可以想象，老一辈尤甚。
    
    新加坡侨胞徐先生，80年代初回绍兴探亲，看到先父在会稽山香炉峰捐资所建的凉亭废圮，睹景思人，不胜感伤，表示了捐资重修的意愿，但心存疑虑，委婉地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得到明确答复后，他的心定了，从建造第一个凉亭“青翠亭”发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故乡及周边村修学校、造水泥路、筑水利工程、安装自来水等，直到大规模重修炉峰禅寺，连续办了许多项目。华侨港胞纷起响应，修路、造塔、铸鼎、建楼，在有关部门统一规划和精心管理下，香炉峰景点与毗邻的大禹陵景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古城绍兴蜚声海内外的又一处旅游胜地。港胞金庆祥先生因商务繁忙，很少回绍兴，看到乡贤为家乡做好事，深受感触，生前立下遗嘱，捐赠100万港元为他在家乡办一件好事。他故世后，子女追忆先父教诲，捐资在家乡造了一所幼儿园，遂了他的心愿，并经常给予关心，以其名义设立了奖励基金。
    
    5、植根型。华侨港胞早年背井离乡，出外谋生创业，但他们的根在中国，梦牵魂萦的是家乡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
    
    旅日华侨王华甫先生，1987年写信给绍兴县领导：“我久居海外，乡音隔绝，目前略能温饱，子女亦已自立，但对家乡尚无建树，想帮助家乡做点事情，请帮助出个主意。”此后他接受有关部门建议，捐赠30万美元支持家乡办学。1991年，王老先生刚动完心脏手术，当从亲友处得悉家乡遭受水灾的消息后，立即用颤抖的手亲笔致函家乡：“寸心难过，夜不能寐，立寄3万美元表示慰问。”1996年，病情日益加重的王老先生更加思念家乡，趴在床上再次亲笔写信，并提出将祖屋献给村里办公益，又3次捐资35万元在家乡设立了爱心希望工程基金、慈善基金和扶贫基金。王老先生病逝后，子女根据他“落叶归根”的要求，将其骨灰运回家乡入土，以遂其心愿。祖籍诸暨的港胞王萼英女士，多年来为家乡一而再、再而三地办好事，究竟捐了多少钱，连自己也说不上来。有人问她，这么做是为了啥？王女士不假思索地反问：“你们说为啥？我是诸暨的囡，死后还要落根在这块地方呢。”上虞籍加拿大侨胞潘岳峰先生常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这句话成为他多年如一日在家乡捐资兴办公益的动力和写照。
    
    6、功利型。雁过留声，人死留名，我们并不排除有的华侨港胞为彪炳史册、名垂千古而慷慨捐赠的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他们对自我价值的重视。华侨港胞的发家史创业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是多年来个人奋斗筚路蓝缕的结晶，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使得他们事业有成后总想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他们对过去寄人篱下生活窘迫的那段历史记忆犹新，希冀用立碑入传等形式加以淡化和弥补，显彰功德，激励后辈。饱经风霜的人，对美好生活更为珍惜，对尚处困难之中的同胞尤为同情，因此他们也乐于为家乡办一些好事，在具体实施时，他们常常权衡自身实力，再三斟酌，但一旦下了决心，便勇往直前，难以回头，正因为如此，他们最讨厌言而无信的人，最看不惯“钓鱼工程”、“烂尾工程”等伤害感情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