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先生，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中一名卓有影响的大作家。“七·七事变”爆发后，郁达夫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武汉失守后，郁达夫远赴新加坡。没想到从此他再也没有再踏上祖国的土地。
    
    从围城中出走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郁达夫正在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编辑，兼任《华侨周报》的主编。战事发生后，新加坡成立了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并创办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郁达夫担任了文化界工作团主席和训练班主任。1942年元月初，郁达夫又协助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并任动员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兼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进行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虽然对日宣战，并允许英属领地新加坡动员华侨抗日，但由于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对日本侵略者实行绥靖政策，临时抱佛脚已经太迟。战事一天比一天糟，英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开战不到一周就全军覆没。守卫马来亚的英印军队也节节败退。1942年1月底，日军前锋距离新加坡仅隔一道狭小的柔佛海峡。新加坡军港和市中心区都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中。再加上敌人的飞机狂炸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和沿岸的码头，新加坡被围得像铁桶一般。
    
    日寇兵临城下，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曾经向新加坡总督汤麦斯提出交涉，要求英军在撤离新加坡时，为抗委会工作人员安全撤退提供方便，可是汤麦斯总督却一口拒绝。
    
    面对这一险情，参加抗委会的文化界人士开会商议对策。大家一致认为，英国政府既然没有死守新加坡的决心，留在围城中，白白牺牲，也毫无意义。所以决定雇小船渡海，撤退到苏门答腊，再作打算。
    
    1942年2月4日清晨，一只破旧的难民船，载着郁达夫、胡愈之、邵宗汉、王任叔等19人悄悄地从新加坡启航。正当这只小船驶出港口时，敌人大编队的轰炸机已经袭来，隐约听到新加坡市内响着警报，接着是一片爆炸声。当时刚巧有一架敌机从小船头上掠过，或许是由于这只船太破旧了，不值得一炸，郁达夫等人才侥幸没有成为敌机的目标。一小时以后，遥望新加坡，只见数缕浓烟直冲向天。他们总算从围城中走出，暂时脱离了危险。
    
    日军“通译”赵大人
    
    当天傍晚，郁达夫等人登上了印尼（当时为荷兰的殖民地）一座小岛，在这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隐匿起来。
    
    此后，从新加坡撤离的一批教育界、新闻界人士也躲到了附近。这一带渐渐引起敌人注意。由于郁达夫担任过新加坡华侨抗日领袖，于是他化名赵廉，撤到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
    
    巴爷公务这个地方，在普通地图上是不易找到的。这是苏门答腊西部高原的一个小市镇。郁达夫原定计划，想找当地华侨帮忙，租一间屋子住下来，设法做些小生意，以便隐蔽起来。谁知一到那地方，就有人怀疑他是日本间谍，因此他连住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用说找工作了。
    
    为什么当地华侨怀疑他是日本间谍呢？原来当郁达夫乘车去巴爷公务的路上，遇到一群拦车的日本兵问路，吓得车上的当地人都四处逃命。车上只有郁达夫会说日语，于是他挺身而出，用流利的日语把日本兵应付过去。日本兵初到苏岛，没有人懂当地话，突然听到一口漂亮的日语，非常高兴，当即向他敬礼、致谢就走了。
    
    这场风波平静后，车上的当地人都大为吃惊。他们都认为，这名华侨赵先生不但会说日本话，而且日本军官还向他行礼，一定是一个日本间谍。
    
    郁达夫到了巴爷公务，就被视为特殊的客人住到海天旅馆里。当晚，据说不但惊动了当地印尼的警察局，几乎所有的华侨也都在议论着：这个日本间谍，到巴爷公务来干什么？他肯定是个冒充的“唐人”（南洋华侨称祖国为“唐山”，自称“唐人”）。
    
    不久，巴爷公务侨长蔡承达先生一次临时请郁达夫为他做翻译，结果被日本宪兵发现，于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们立即把他请到武吉丁宜充任“通译”（即翻译）。
    
    为了迷惑敌人，郁达夫编了一篇假履历，而且背得很熟。他说，父亲曾在日本做古玩生意，认识一些日本的显要人物，这些人物，他讲起来如数家珍。他还说母亲是日本人，他自己也是古董商，懂得琴棋诗画，战前到了苏门答腊，可是生意还没有做起来，战争便发生了。他经常在生人面前谈笑自若地叙说他的这段经历，他的家庭如何富有，在日本时逛过哪些名胜古迹等，说得一点也不含糊。这些话使得宪兵部的日本人对他深信不疑。
    
    当“通译”后，郁达夫利用职权解救了许多华侨和印尼人。他摸清宪兵部从队长到宪兵的每个人的性格、嗜好和习惯，他和这班好喝酒的刽子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共处”关系。他会说高雅的日本话，写通顺的日本文，懂得英文、德文、荷兰文、印尼文，深得日本人的赏识。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应付敌人的办法也越来越多。
    
    郁达夫进宪兵部不久，就有已经投敌的棉兰某大侨领的儿子，带了四五个人，奉棉兰日本宪兵部的命令缉拿华侨抗日领袖陈嘉庚等人，来到武吉丁宜请求当地宪兵部协助。但这一群人都不懂日语，郁达夫替他们翻译时故意添了许多让日本人不高兴的话，于是宪兵就把他们臭骂一顿轰了出去。后来郁达夫遣送他们回去，临走时对他们说：
    
    “你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许再干了。”
    
    这群汉奸，不知道郁达夫是什么人，满以为他是日本宪兵。听了这一顿申斥，摸不着头脑，只好连声答应着：“是，是。下回不敢。”垂头丧气而去。
    
    郁达夫担任宪兵部翻译时，还帮助了许多印尼人免遭刽子手的迫害。当时，日本宪兵部没有一个人会说印尼话，所以审讯印尼人时，翻译只有郁达夫一人。犯人和“赵大人”的印尼话，宪兵听不懂，宪兵们说的日本话，犯人又听不懂，所以“通译”是可以“大显神通”的。有时抓到犯了“盟军”间谍嫌疑的印尼人，经“赵大人”当着宪兵前面训斥一番，也就放了。审问印尼人时，他往往在翻译印尼人的供词时故意减轻罪证，因此开脱了不少的印尼人。他还曾帮过印尼共产党很大的忙。一次，日本宪兵部偶然破获了一个印尼共产党的机关，抓到了一个看管机关的印尼老人，并搜出了一份重要的捐款人名单，名单牵连面很广。郁达夫心想，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恐怕名单上的人性命都难保。他急中生智，一边把名单给日本牢兵看，一边指着印尼老人说：“这个穷鬼，居然敢放高利贷，五盾十盾的放！”听了这话，日本宪兵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印尼老人几个耳光，便扬长而去了。
    
    武吉丁宜附近一带的华侨较多。有时宪兵部接到暗探报告，有关华侨的，郁达夫探悉以后，总是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解脱。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后，他总是说几句就放了。作家高云览（名著《小城春秋》的作者）为了一件小事被扣，就是他保释出来的。在郁达夫担任宪兵部翻译期间，武吉丁宜没有一个中国人被杀害，偶尔有被拘禁的，不久经过郁达夫的暗中营救，也都释放出来了。
    
    郁达夫总是劝当地的华侨要团结一致，不要分成帮派党派，自相冲突。一次，巴东广东会馆的学校校舍为福建学校所占。广东会馆的主持人忿忿不平。刚巧郁达夫到了巴东，他们就央求他帮忙向日本人疏通，好把广东会馆的校舍收回来。但是郁达夫却回答：
    
    “你们错了，日本人哪里管得了这些事？在日本人眼里，不管你是广东人或是福建人，都是一样的顺民奴隶。你们以为这校舍是广东会馆的财产，但是日本人并不这样想。日本人是把一切中国人的财产，都作为‘大日本’的财产，连你们的生命都是‘大日本’的。你有什么理可以和日本人讲呢？”
    
    “那么，这不是太不讲道理了吗？”广东会馆的主持人问道。
    
    “不讲道理？你以为有道理可讲吗？日本人素来是不讲道理的。整个中国它都要霸占，尚且不讲道理，难道会为你们的一间校舍去讲道理吗？你要是想和他们讲道理，就会有‘通匪’的嫌疑。”
    
    那几个广东人听了这话，汗流浃背。后来广东人和福建人终于和好了。
    
    汉奸出卖
    
    郁达夫刚到宪兵部时，总是设法脱离这个魔窟。后来他买通了一名日本医生，为他出了张假证明，说他得了肺病。日本人最怕肺病传染。恰巧到了1943年2月间，武吉丁宜宪兵队长换了人，郁达夫才获准辞职。于是，他又回到了巴爷公务长住，做起了赵豫记酒厂的老板，并通过这个酒厂掩护了一批从新加坡逃出的文化界人士。
    
    然而，迫害终于未能避免。
    
    1944年初，日军突然将苏门答腊岛的宪兵总部移到了武吉丁宜。宪兵总部里有一名福建籍的翻译，叫洪根培，他是个受过日本训练的汉奸特务，对新加坡文化界情形也十分熟悉。他到了武吉丁宜后不久，就发现“赵廉”实际上就是郁达夫的化名，于是向宪兵部告发了郁达夫的真实身份。
    
    汉奸告密的消息传来，躲在郁达夫酒厂的那些文化界人士感到事态非常严重，纷纷劝郁达夫到别处躲避一段时间。
    
    郁达夫经过慎重考虑后，对大家说：“我是逃不了的。最近宪兵天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然没有说穿，显然是在监视我。索性就这样下去，等到事情爆发了再做打算。不过你们应当先离开。否则，肯定会牵连到大家。”
    
    郁达夫的话一点不错，当时宪兵正在暗中进行侦查。他要是离开巴爷公务，就会立即被捕的。
    
    1944年8月间，宪兵队关于“赵廉”这件案子，终于侦查完毕。一天，一个常到郁达夫家中去的宪兵又来了。一见面他突然改变了平时的称呼，不再称“赵先生”，而称他“郁先生”。
    
    那宪兵说：“郁先生，你害得我们好苦。为了你这个案子，我们工作了大半年，到上海、东京都去调查了。”
    
    郁达夫神情异常镇定地回答道：“你们为什么不来问我？你们若来问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费这么多时间去调查干什么？哈哈……”
    
    后来，宪兵部并没有将这个案子公开出去。或许他们认为：郁达夫是一个著名作家，在日本的名声很大，如果把他抓起来，对日本并没有多大好处。倒不如把这案子先放一放，暂不抓人，暗中严加监视。
    
    可是，谁也不曾想到，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个星期，1945年8月29日的这天晚上，几名日本宪兵突然秘密绑架了郁达夫。
    
    日本宪兵为什么在投降后还要抓走郁达夫呢？
    
    原来日本投降后，按照当时规定，一般士兵可以回国，而宪兵犯有镇压当地人民的罪行，要在当地接受审讯。人民控告进行审讯时，要取有人证物证，郁达夫是著名文学家，又在宪兵部里亲眼看见了日本宪兵的种种暴行，将来在战犯法庭上，他是一个最有力的证人。为了毁灭日本宪兵残暴罪行的见证，所以日本宪兵非要杀害郁达夫不可。
    
    后来，直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审讯日本战犯录取口供时，终于证实郁达夫是于1945年9月19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枪杀的，同时遇害的还有几名欧洲人。（来源/千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