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纷飞时，一位教师能做些什么？我们不需要教师也投笔从戎，而需要他们在关键时刻对学生不离不弃。本文主人翁容启东，就是这样一位教师。容启东，珠海南屏人，1908年5月13日生于香港，著名教育家、植物学家，曾任香港崇基学院校长、香港中文大学首任副校长。其父容星桥，是晚清留美幼童之一，协助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是孙中山的高等顾问。容星桥有八子三女，容启东排行最幼，是第八子。

　　容闳与“西风东渐”

　　容闳的家——— 珠海南屏镇--距澳门才四英里，其实，恐怕只有半英里的海峡才算两地间真正的距离，在澳门读西塾的容闳曾想雇船回家，这是1835年的事，当时他年仅7岁，可见这距离的不堪一击。——— 在1842年香港开埠之前，澳门大概是中国窥测西方世界的唯一窗口。香山人近水楼台。

　　父亲送他去澳门，是“得风气之先”，他看到了后来所谓的“洋务”已迫近国门，老大帝国再也不能关起门来自我陶醉。———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这是1898年长江一带的社会舆论。两相比较，可见“西风东渐”的步伐何等缓慢。

　　“西学”在孩子的眼中饶有趣味，直到晚年，容闳还清楚地记得古特拉富夫人的形象：“两袖圆博如球”，而他则“殊惊愕”。他更惊愕的应当还是学业：算术、英文等等，这肯定令中国人大开眼界。———几年以后，初抵广州的林则徐还认为英国人“腰直腿硬”，只要用钩镰枪钩倒，就将“仆地不起”。

　　1846年，在课堂上，容闳第一个起立，表示愿随勃朗先生游学美国。1854年，他毕业于耶鲁大学。这是一项“中国第一”。容闳服膺西方文明：“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身受文明之教育”。伟大之处在于，容闳“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以及“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他的思想内核，应当是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他是一位西方文明范畴内无可争议的绅士。

　　宏闳终其一生都在以平生所学效力于垂暮的祖国，最为世人称道的是为江南制造局购办机器(1865年)和组织幼童赴美留学(1872年)这两件事。其它的还有：调查秘鲁华工生存状况(1873年)；为与日本战而赴英伦借军费(1894年)；筹划设立国家银行(1896年)；筹划修筑天津至镇江的铁路(1896年)；参与戊戌变法，任中国强学会第一任会长(1899年)。当然，他的事业大多以失败告终，他在自传中写道：“予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

　　张之洞搞洋务运动的原则是“中体西用”，这本是腐朽的上层建筑面对世界潮流不伦不类的权宜之策，其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但不幸的是，容闳一生的事业，恰恰是在“用”的层面对中国的修补，其不成功大概也是历史的必然。

　　容闳于1885年学成回国，他考察过起源于家乡广东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也曾“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几欲起而为之响应”，但最终却因宗教和道德的原因否定了革命，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同年，在上海，一个站在他身后的苏格兰人“以棉花搓成无数小球系于辫上，以为戏乐”，令他怒不可遏。但痛定之思，只是加强了他的教育强国的想法。但是，这辫子本身所附带的耻辱的象征意义，却被搁置了。不推翻满清而能使中国强大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自然不能苛求古人，容闳先生，其一生行状，已经可以称之为伟人了。何况，他一直活到了1912年，看到了民国的建立。以他的亲身经历，他会同意这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