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侨故事:执教侨校 再续侨缘(组图)

　　(原题：侨之缘)

　　邓永强(1936-2016年)，生于印尼雅加达，退休前任教于厦门集美华侨学生补习学校(现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邓飚，生于1967年，现在厦门市侨联任职。

　　父亲，离开我们已逾百日。

　　但是，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丝毫未减。

　　2016年9月22日凌晨，父亲邓永强与世长辞，一颗侨心停止了跳动，但他与侨的缘份却从未停止……

　　千里归国，家人永别

　　爷爷祖籍广东大埔，十二三岁时，从广东前往印尼。父亲1936年在印尼出生，家中四兄弟，他是最小的。

　　父亲家境贫寒，爷爷开着一间小裁缝店。但是父亲从小聪明懂事，1944年就读雅加达八华中小学，从6年级至初中3年级连任学生会干部，初中毕业又考入全印尼华校最高学府巴城中学。每到“十一”国庆节，都被学校选派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协助接待前来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印尼政府要员、各国使节等。课余时间，父亲还帮家里煮饭、烧菜、做裁缝，备受爷爷奶奶疼爱。

　　“亚非会议”召开不久，印尼华人圈掀起回国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一些条件有限的家庭，因为无法支付路费和回国后的生活费，一家人只能用抽签决定一个回国人选，如果抽中回国签的，都仿佛中了大奖一般幸运。父亲家也不例外，家里的积蓄只能支付一个人回国的路费、生活费等开支，因为父亲本人强烈要求，加上哥哥们很小就外出打工，文化水平有限，爷爷奶奶虽然舍不得，最后还是将最宠但也是最优秀的父亲送回国了。1957年冬天，父亲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

　　不过当时，谁也不曾料到，这样的分别竟然是永别。从父亲回国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一开始因为政策限制，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再之后是身体原因，父亲都没能再回印尼。而印尼的亲人中，也只有大伯通过在香港的子女，在去世前曾回来两次，而二伯三伯和爷爷奶奶，父亲再没有见过他们。

　　执教侨校，爱生如子

　　1957年冬天，父亲搭乘“芝万宜”号客轮，从印尼首都雅加达抵达广东保安港(现深圳)。走出船舱，耳边听到的是雄壮的《歌唱祖国》，但眼前的景象有点不可思议：海关是几个破破烂烂的茅竹棚，道路泥泞，天气湿冷。可是当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踏上祖国的土地时，父亲仍然禁不住热泪盈眶，感慨万千，心里一遍又一遍呼唤着：祖国，我回来了！

　　回国后，父亲先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学习，于1958年考入厦门大学外文系，并在那里认识了同是印尼侨生的母亲。1962年，父亲从厦大毕业后，被分配到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当老师。期间，母亲将要生我的时候，正值1967年集美侨校武斗厉害，几派学生荷枪实弹地在打，枪林弹雨，母亲为了安全，躲回她的龙岩老家生下了我。

　　1972年侨校被迫解散，父亲被调到同安二中教书直至1978年底侨校复办，我们又回到集美。我们一家的生活才开始慢慢稳定。

　　那一代归侨，真是抱着对祖国狂热的爱回来的。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只身回国的父亲举目无亲，先后经历了3年困难时期、“文革”的冲击、学校停办后被调到偏远地区等各种困境，但我每次问他，他的回答一直都是：“我一点也不会后悔选择回来。”

　　“文革”结束后，侨校复办，许多被耽误的学子重新走进校园，基础十分薄弱。父亲说那几年是他教学上最累但也比较有成就感的几年。父亲说当时教学过程十分艰难，许多学生年龄已经不小，却要从ABC开始一点一滴教起。但就是这样零基础的学生，在他们辅导下很多都考上大学，厦大不用说，还有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贸易大学等对外语要求较高的名校。

　　父亲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后来很多学生回忆，当时也就是有邓老师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才能在短时间提高英语成绩，考上大学改变命运，对父亲十分感激。父亲退休后，仍有许多学生来看望他，有时我也在，可他们经常用印尼语交流，我听不懂，只看到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后来一些学生去了香港，每年香港集美校友会回内地活动，都会成群结队地去看望他。父亲过世时，在北京工作的归侨学生感念他的培育之恩，还特意呈请中国侨联主席林军致送“爱国敬业，风范永垂”花圈，这对于父亲这位普通的归侨教师是莫大的荣誉。

　　虽然父亲在教学上很严谨，在生活上对学生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的。侨校的学生都是侨生，其中一半以上是从印尼回来的。而父亲本人也是印尼归侨，他可以用印尼语与学生沟通，生活习俗、思想感情上有许多共通之处，而且那时候的侨生很多也是只身回国，都是寄宿生，人地生疏，经历和父亲也很相似，就如天然的纽带一样紧紧地把父亲与学生们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在学生眼中，父亲不仅仅是老师，他们在生活上甚至是恋爱这样私密的事都会与父亲分享。在周末和放假的时候，学生也经常来家中，和父亲聊天，大家一起唱歌跳舞，记得父亲也跟学生们一起合唱过印尼歌。我母亲很会做印尼菜，学生来的时候，母亲就会专门煮印尼菜招待他们。后来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当时已经把我的父母当作了他们的父母一样依赖。这样亲密的师生之情，换到现在恐怕已经很难想象。

　　在侨校里，父亲先后被评为全国、省、市侨务系统和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还获得首届“嘉庚奖教金”。父亲说，他的许多荣誉都是因为教学成绩和对学生的爱而取得的。

　　子承父业，再续侨缘

　　虽然父亲是一位教师，他从未给我们讲过什么大道理，都用实际行动言传身教，比如对祖国的感情，对侨的感情。

　　父母都是从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毕业的。我考大学时，因为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厦门的学校，就特别希望考到外地去，但是他们坚决不同意，让我一定要报考厦大，甚至要求我的孩子如果成绩允许也要考厦大。于是，在1985年，我考上厦大中文系。

　　他们对侨的执著不只体现在学校选择上。连我本人到侨联工作，也是缘于父亲。

　　我刚毕业时，其实是在厦门市计划委员会工作，也就是现在的发改委。刚开始与侨联有关联，有一点因缘巧合。那是1995年，厦门侨联要召开侨代会，各个系统都要推荐代表参会。而计委系统是一个大系统，包括银行、统计局、审计局、物价局、劳动局等，有几个推荐的名额。有一个建行的代表在临近开会时突然有事无法参会，名额不能浪费，只能重新推荐。我正好在计委的人事部门，负责找推荐人选，但是档案里没有记录归侨侨眷身份，只能四处去问，但事实上，临时要找到符合条件的代表人选是完全没有头绪的。有关领导知道我父母都是归侨，就说我的条件刚好符合，让我先顶上。从此，我的资料就在侨联备案，算是开启了我与侨联的缘份。

　　原本侨代会后，我觉得也就没我什么事了。可是没想到，后来市侨联的文化联络部部长已到年龄要退休，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接替，而我父亲本身连续当选为第六、七、八届厦门市政协侨联界别委员和第九、十、十一、十二届厦门市侨联委员，还在厦门印尼归侨联谊会、巴中校友会等担任职务，退休后被选为学院离退教协会副会长，继续为侨校服务，他曾于1984年被国侨办评为全国侨务工作先进者。因为父亲在侨界的影响，加上我本身的公务员和归侨子女身份，时任市侨联主席陈联合就希望我能过去接手联络部的工作。从毕业后就一直在计委工作，工作和人际都已经十分熟络，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已规划好，突然让我换到陌生的单位和岗位，我是真心不愿意。后来陈联合就找了我父亲，让我父亲劝说我调动到侨联。记得当时父亲一直劝说我，说我们是归侨家庭，对侨有感情，应该出来为侨做一些有益的事，为侨服务，也算是对他们这一辈人侨务工作的一个延续。隔三差五地开导我，2001年，我终于在父亲的影响下，调动到侨联工作。

　　所以，父亲这一生都与侨结缘，甚至不断引导我走上为侨服务的道路。现在，他走了， 可我们仍然时时想念他，希望他在天国因为有亲人的牵挂、学生的追忆、侨友的思念而不会寂寞。(口述/邓飚 撰文/许丹 王起鹍，原文刊载于《福建侨报》“归侨故事”栏目)